《呂氏春秋》中有個“子貢拒金”的故事說：

魯國法律規定：魯國人如果肯出錢把淪落異國為奴的同胞贖回，就可以從國庫領取報酬和獎金。這條法律使很多流落他鄉的魯國人因此得救，得以重返故國。孔子的學生子貢從國外贖回來了魯國人，卻拒領報酬和獎金，因為他很有錢，愿意為國分擔。孔子卻批評他，說：“子貢做錯了。從今以后，魯國人將不會從別國贖回奴仆了。”

孔子認為，看見落難的同胞施以援手，邦他贖回自己由身帶回國，就是一件善舉。國家給他報酬，讓行善者經濟上不受損失，精神上又獲贊揚。長此以往，愿意做善事的人就會越來越多。子貢“贖人拒金”提高了道德門檻，以后“贖人受金”者可能非但得不應有的稱贊，還可能會被指責：“為什么不能像子貢學習。”為了避免行了善還要被指責，很多人就會對落難的同胞裝做看不見了，因為他們不像子貢那么有錢，或者他們不像子貢那么高尚。于是，子貢“道德飚車”的后果就是，淪落外鄉的魯國人因此而不能返回故土。所以孔子才批評子貢。

我們的宣傳部門，向來有“道德飚車”的傳統：做了好事還不行，還非得“不留名”；救人還不行，還非得“先救別人，后救自己的孩子”；送兒參軍還不夠，還非要父母重病瞞著孩子，為了讓他“安心報國”；努力工作還不夠，還非要不計報酬……

這些“道德飚車”的宣傳，達到了“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目的嗎？我看非但沒有，反而因為大多數人達不到這種超出常人的道德標桿，造成了三個惡果，一是“榜樣”的被孤立，因為做不到，只好不以他為伍。二是冷漠，你提倡的，我做不到，干脆不做。

更嚴重的惡果是，“超高道德”被小人利用來苛責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