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傳說，大儒朱熹聞知鄭樵在深山著述，曾專程上山探訪，鄭樵僅用一小碟山姜和一小碟鹽巴招待。雖然朱熹馬上悟出山姜、海鹽暗寓“山珍海味”，是鄭樵對他行大禮的表示，但鄭樵山居生活之清苦，亦由此可見一斑。憑他在當時的學問，如果他從俗一些，完全可以不必過這樣的日子。童年時代與他相伴讀書的從兄鄭厚，通過考試步入仕途，官任知縣，雖清廉從政，一家老少之生計當無憂矣。同樣是做學問，同時代的朱熹是“亦官亦儒”，而且主要研究孔孟之道，他對圣人理論的精到闡釋，后來被無數莘莘學子奉為“高考標準答案”，其大紅大紫之程度，不知令多少學子眼饞心馳。同樣是在民間，比鄭樵稍早的福建老鄉柳永是鉆入京都的煙花柳巷，為舞廳歌院的流行歌曲作詞，雖說有幾分窮困潦倒，畢竟還有機會喝幾杯消愁濁酒，逢兩三紅粉知己。他所作的艷詞麗句，還會不脛而走，風靡南北。鄭樵呢，不做官倒也罷了（雖然他40多歲時曾將部分文稿獻于朝廷，希望朝廷授予官職，但其目的是為了借此閱讀朝廷三館四庫的藏書，更好地完成史著），連做學問也鉆那枯燥冷僻的一門。豈止枯燥冷僻，那年頭做學問，似乎并沒有評聘什么相當于某某級官員的職稱，而且未經朝廷批準“擅修國史”，還要冒被治罪的風險呢。在多少“英雄好漢”求名求利求昏了頭，爭官爭權爭紅了眼的年代，以一介平民布衣之身，不受外界誘惑，耐得清苦寂寞，對學問執著追求、忠貞不二者，夾漈草堂“堂主”之外，尚有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