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強拆成為這個時代拆遷“最強音”的形勢下，發生在武漢的這起拆遷本來可能“波瀾不驚”，因為公眾已經要被這樣的新聞“折磨”得麻木和疲勞了，民眾總是屢屢成為砧板上的肉，成為與拆遷博弈的犧牲品。但是，童貽鴻遠赴北京“自首”的方式，卻新鮮得讓人大開眼界，無疑成為這個公共事件中特別吸引公眾眼球的看點。因為這樣的“自首”不僅費時，而且成本太高，遠遠超出了普通民眾“自首”的成本了。

童貽鴻難道是因為錢多得沒處花，而故意這樣繞圈子“自首”？這樣的解釋顯然是不合理的，也是說不通的。童貽鴻這種“超常規”的“自首”方式的背后，折射出來的其實是政府公信力缺失，黨群關系、干群關系、警民關系緊張的本能反應。因為嚴重的對立情緒，童貽鴻無法相信當地政府能夠公正地處理，也就不相信當地警方能夠依法公正地處理，以致不得不不惜血本乘飛機“自首”，個中辛酸是不言而喻的。童貽鴻應該不是為炒作而故意制造新聞由頭，而是萬般無奈的“自首”下策。不管童貽鴻所犯案件最后的處理結果如何，出現如此“自首”的方式，作為社會來說還是有值得反思的東西，也是需要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