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過來，這個時代雖然是一個產生快餐的時代，也是一個深度思考的時代。因為多元的文化為思考提供了多元的模式，于是就會有更多元的結果。孔子既然說自己有不惑之年，無疑也道出了一個人在很多年里都是有“惑”的，有惑自然可能導致偏頗、狹隘甚至錯誤的，既然這樣，一個讀者為什么會要求一個時評者萬事俱到、準確無誤呢，如果這樣想，本身是對自己辨析能力的擱置和荒廢。所以時評的作者和讀者，都需要理性的認識這種新聞或文學體裁。

自小至今，我是不喜歡和人爭執的，我覺得一定程度的妥協要比任何爭執都要來得有實效、有意義。更何況，人類的發展之中，完全由直接的正面交鋒解決的問題并不多，忽必烈一統歐亞，東瀛占領朝鮮半島等等，大都很快煙消云散，帶去只是破壞和災難。這一點在思想領域尤為如此，彼此的爭執或對峙到頭來破壞了發展。很多人認為通過時評開罵或者留言責難作者是文化爭鳴的體現，但我們看到的在網絡上時評的“對峙”，最后大多淪落為下流的辱罵。我想真正的百家爭鳴，需要兩個條件，一是各自能夠自由的發表觀點，二是彼此能夠相對融洽的共存，而不是彼此壓制或者消滅。因為一切“對峙”勢必帶來各自的退守和防御，于是文化和思想的開放性遭到了打壓，只剩下了孱弱的蜷縮和徘徊。而一切真正想進入百家爭鳴圈子的“某一家”，有釋放必定有吸收。同樣，這個圈子里的讀者，也一定志在做一個博采眾長，吸納百家的思考者。

時評的發展，需要大眾對時評的重視，同時還要有質疑。因為“質疑”根本上是屬于知識分子最精粹的特征，因為有質疑才能有新的思考和創新，讀者的質疑正是促進時評者們前進的新的動力，但謾罵則不是；其次時評的發展還需要時評者們相互包容、相互尊重的攜手共進，排擠則不是。時評的成長，不靠消滅不同意見者，因為消滅了對方也意味著自己的寂寞和孤獨，帶來文化甚至政治領域的沉寂，一旦有了沉寂，理想的百家爭鳴則就遙遙不可及了。(魯氏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