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婚姻”的說法已經隨著新婚姻法以及一系列新司法解釋的頒布實施而成為歷史名詞，法律只承認合法婚姻，徹底把同居產生的一系列糾紛排除在法律規制范圍之外。這就意味著因同居產生的風險必須由個人承擔。北京市第二中級法院在案件審理中發現，在同居關系中權益遭受侵害的女性頗多，男性反而很容易借助未婚同居的形式來逃避婚姻義務。

傷害1人財兩空

2005年，26歲的蘭女士與45歲的楊先生相識相戀并共同居住。期間，楊先生一直聲稱自己是單身，愿與蘭女士結婚。為表對愛情的誠意，蘭女士將父母給自己購買的一室一廳的房屋產權登記在楊先生名下。雙方共同居住生活期間，蘭女士有過三次人工流產手術經歷，多次與楊先生商量結婚，均被楊先生以各種借口推托。2010年，楊先生告知蘭女士自己有老婆且有兩個子女，現要返回老家，隨即消失。蘭女士后訴至法院欲要回房子，后經法院審理，前述房產被認定為贈與，未能索回。

針對類似案件，法官表示，同居關系中，女性的財產性權益難以得到保障。離婚會涉及到共同財產的分割，一般情況下男方的成本比較大，而同居關系則不會涉及此問題。在我國現行法律體制下，同居關系的可訴性和違法性已經一并被排除。

隨著人們個人財產的逐漸增多，經濟優勢方(一般情況下為男方)，擔心其財產流失，自然傾向于規避夫妻共同財產制，這無疑對處于經濟劣勢地位的女性不利。同時，同居的雙方之間不享有繼承權，而司法實踐對同居者以遺囑處分其財產的效力認定也頗具爭議，通常同居者只能基于相互扶助的事實來主張酌情分得遺產。另外，同居的雙方之間并無扶養義務，當女性缺乏必要的生存能力時，共同生活便無法維系，而現今的社會保障體系也難以化解同居女性的生存危機。

傷害2后悔試婚

調查顯示，在同居關系中，女性更易遭受精神損害。在同居動機上，女性多以結婚為目的，將同居視為雙方是否匹配的試驗階段或結婚的預備階段，而男性往往是為了得到性的滿足。這種情況下，女性顯然更容易遭受精神創傷，而舊有貞操觀念對兩性要求的雙重標準也決定了女性將面臨更大的精神壓力。同時，一旦生活不和諧，結束同居關系只需要一方搬出去即可，這種不穩定性也使同居關系中的女性面臨更高的傷害風險。

有調查指出，62.4%的同居女性認為自己是未婚同居的受害者并后悔最初的抉擇。若女方在經歷了懷孕、流產甚至喪失生育能力后，男方要求解除同居關系，這種精神創傷不亞于離婚所帶來的痛苦。

傷害3難獲回報

法官認為，女性付出的家務勞動價值很容易被忽略。在未婚同居生活中，傳統的性別分工模式依然存在，即由女性承擔大部分家務勞動。而在同居生育的情形下，女性還要同時承擔撫育子女的大量工作。這些缺乏經濟度量的默默付出，在同居關系肢解時卻得不到相應補償。

這種不公平現象在“搭伴養老”，也就是老年人同居中更為突出。現實生活中，“搭伴養老”更多地表現為男性老人的經濟資源和女性老人的照料資源之間的交換或共享，女性老人不僅要照顧自己的子女和孫子女，還要照顧男性老人的起居，甚至包括男性老人的子女和孫子女。然而，在同居關系肢解后這些繁重的勞動支出極難換得相應的養老保障。

法官建議，選擇未婚同居一定要謹慎，尤其女性更要慎之又慎，爭取相互永久性的承諾始終是理性之選。(記者 邱偉 通訊員 王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