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想繼續讀書

時代周報：你在《曉說》里說不當“公共知識分子”，可大家覺得你還是關心很多熱門話題。

高曉松：公共知識分子和門客不一樣，公共知識分子是有巨大責任感的。其實公共知識分子本人就是公子，他倒應該養一個門客。今天中國的這些所謂公共知識分子，連“屌絲學匠”算不上。我算了，他們的平均學歷是高二，而且沒有名校生，基本上屬于廣場派。

這些廣場派，善于以煽動性的語言，挑逗民眾情緒，對抗他們所痛恨的某些東西。這不是真正的公共知識分子，甚至不是知識分子，因為他們缺乏見識，他們也沒有見過他們理想中的社會是什么樣的。

時代周報：前一階段你關于移民的言論引來不少非議？

高曉松：我說移民這個事與強大無關，與自由有關。然后就有人罵我，說沒有強大哪來的自由？好多人說還沒買房子怎么寫詩呢？現在有的年輕人居然被洗腦到了要先有房才能干沒用的事，是有了房子才能寫詩？是月供還完了才能寫詩？還是付了首付就能寫詩？特別可笑，非說強大了才能自由，說自由不是與生俱來的東西，而是在環境條件下的東西。自由排在了環境和條件下的第三位，愛情都排在第四位了。

我看那些罵的、偏激的，所以才想要做《曉說》。啟蒙也好，或者做最基礎的小小推動力也好。現在的一個現象是整天說你叛國、你漢奸；另外一個現象是倒過來了：一切都怪體制。老了、性能力下降了，也怪體制。其實大量的問題是可以剝離出來的，但是在微博上、互聯網上，所有的都混淆起來一股腦地扣在一些人腦袋上，這不公平。

時代周報：接下來還有什么個人規劃藍圖？

高曉松：賣藝這么多年，我沒覺得被掏空過。《曉說》這一年可有點要掏空的意思，覺得東西快不夠用了。后年開始我就想讀書，讀個歷史什么的。我妹妹今年四十歲了，兩個孩子從德國回來考上博士又讀了書，這個強烈震撼了我。文/張潤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