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兩會上，周洪宇等14位湖北團代表聯名提交了一份關于盡快制定并實施《兒童福利條例》的建議。3月12日下午，本報記者在湖北團駐地采訪了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周洪宇。

“兒童是祖國的未來，國家對兒童的健康成長負有責任。兒童福利制度就是要確立國家和家庭在保障兒童健康成長中的基本職責。”周洪宇表示，雖然國家一直將兒童福利事業發展作為一項重要工作，但長期以來，因為理念、制度設計、機構設置和資源投入等方面的原因，我國的兒童福利立法還比較落后，與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不相適應。

周洪宇提到了最近出現在全國各地的“棄嬰安全島”——石家莊自2011年在全國設置首家“嬰兒安全島”以來，截至今年2月共接收棄嬰220多名。春節期間，廣州市設立的首個“棄嬰安全島”，15天內接收到79名棄嬰。目前已有10個省區市的25個棄嬰島投入使用，還有18個省區市正在積極籌建棄嬰島或棄嬰觀察救治中心。周洪宇認為，這些嘗試和探索是一種“后彌補”舉措，體現了政府對被遺棄嬰兒權益保護的積極態度，但民政部門設置“嬰兒安全島”是為了給生命以最大尊嚴，并不是要縱容這種違法行為。如何真正有效地減少棄嬰行為，切實保護好兒童應該享有的權益，制定一部兒童福利保障方面的法規就顯得刻不容緩。

周洪宇一一列舉了當前在兒童福利保障方面所存在的問題，他說，因為缺乏基礎兒童福利制度，在家庭養育兒童遇到困惑或困難時，他們無法得到國家的指導和幫助。在監護人嚴重違反職責，對兒童的健康成長造成威脅時，國家也沒有及時、有效干預。這種制度缺位導致出現了大量兒童保護困境，如操縱兒童乞討現象屢禁不止，有些孩子被父母長期嚴重虐待后致殘、致死卻得不到有效干預，有些孩子雖然名義上有父母卻事實上無人撫養等等。同時，在傳統意識中，兒童福利仍然被視為家庭私事，缺乏系統的兒童福利政策和兒童福利的現代理念，兒童福利待遇呈現碎片化。此外，兒童福利機制也是重管理，缺服務，很多地方仍然沒有兒童福利機構，特教老師和康復醫生專業人才也比較稀缺。

“當前的兒童福利工作呈現的是部門分割，政策雜亂的局面。”周洪宇說道。他認為，目前的兒童福利工作主要是通過分散的政策文件予以規范，針對分散的群體出臺相應的政策，“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同時，涉及兒童福利的部門由于互不隸屬，政出多門，各自為政，遇到棘手的問題好像誰都可以不管，因而無法對困境兒童問題予以根源上的解決。同時，兒童福利工作機構設置上也呈現部門分割局面，看上去很多部門都有職責，實際工作中又很難形成有約束力的配合機制，這種局面人為造成工作條塊分割，實踐中推諉、扯皮現象時有發生，嚴重影響決策科學性和資源配置效率，更直接影響到對兒童的保護效果。因此，需要盡快通過立法扭轉這種局面，為兒童特別是困境兒童提供體系化福利保護。

分析現有立法中規定的一些兒童福利措施，周洪宇認為，這些措施往往缺乏可操作性，不能充分發揮作用。雖然我國已經構建了兒童保護的基本制度框架，《義務教育法》《未成年人保護法》等法律對督促和幫助父母履行監護職責作出了一些規定。但是這些規定不僅分散，而且對措施的實施主體、程序等都缺乏具體明確規定，導致這些規定在執行過程中被架空，不能實現保護兒童的目的。同時，由于制度設計等原因，也存在有法難依的困境，例如由于收養制度的門檻太高、條件苛刻、手續煩瑣，以致一些想收養孩子的家庭被程序擊退，需要被收養的兒童卻無法被收養。此外，一些現有法規政策效力級別過低，與兒童福利事業發展的要求相比較也顯得滯后。如民政部門發布的針對流浪乞討未成年人和孤兒的政策，這些規定的效力級別普遍較低，沒有上升到法律或行政法規的層面，保護力度不夠。由于缺乏罰則以及監督主體，這些規定也往往得不到有效執行，不能為兒童福利制度的進一步發展提供明確的法律依據。

周洪宇強調， 制定與國家發展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兒童福利制度，既是我國憲法的要求，也是中國作為《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締約國的責任，更是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性發展的內在要求。兒童特殊、優先保護原則決定了兒童有權享受一國可達到的最高福利水平，一國將優勢資源用于兒童福利事業的發展，也會為一個國家儲備可持續性發展的人力資源。國家凝聚力的基礎源于國家在兒童成長時期對其所擔負的責任，而一個有凝聚力的民族才可能成為一個強大的民族。當前，我國已經基本確立了兒童福利政策框架，《義務教育法》、《未成年人保護法》都規定了一些普惠型的兒童福利措施，國務院及民政部、公安部等部門出臺了多項法規政策，加強對特定兒童群體的保護，這些都為兒童福利立法準備了豐富的政策和實踐經驗。從兒童福利工作實踐來看，我國兒童福利工作的發展趨勢是，兒童福利對象不斷擴大，保障標準不斷提高，越來越多兒童被納入政府制度性保障范圍，而且福利工作的重心越來越重視源頭問題。這種發展趨勢也為開展兒童福利立法確定了目標。

“2011年兩會期間，很多代表提出了關于完善兒童福利以及加強對流浪乞討被拐賣未成年人保護的提案。2011年初，“隨手街拍乞討兒童”微博等行動的發起，也體現了整個社會對兒童權利和兒童福利保障的關注。這些都表明，困境兒童的保護牽動著整個社會的神經，已引起全社會的高度關注。制定兒童福利制度是民心所向，已經具備充足的社會條件。”周洪宇說道。

周洪宇告訴記者，自己最初的想法是制定一部《兒童福利法》，去年的兩會上便曾提出相關建議，得到了相關部門的積極回應。但考慮到立法難度較大，今年便把建議立法改為建議制定條例，為的是能讓相關措施盡快出臺，以起到保護兒童的作用。

“保護兒童的事情不能再等，條例能先出就先建議制定條例，以后機會成熟了再上升為法律。兒童優先，我的想法就是立足于解決問題，”周洪宇說道。他希望今年就能看到相關的成果。(本報記者 姚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