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差的時候，我喜歡背個包，里面裝著數碼相機、筆記本和小水壺。那個黑色的布包上嵌著紅紅的4個字：福建日報。自從幾年前得到這個背包之后，我背著它登山、涉水、進村、入戶，還跨過海峽去臺灣。有人問我：你是福建日報的？我微微頷首，笑而不答。雖然我不是報社在編的記者，但已經當了近三十年的通訊員，似乎也該算是它的人了。

第一次來福州就是到福建日報社。那時才18歲，回鄉務農的我被縣武裝部借調去搞宣傳，當時我們寫了一篇關于湄洲島女民兵的報道，武裝部的領導就派我把稿子直接送到報社。那時候報社的辦公條件與今天無法相比，但編輯人員的一杯清茶與幾句真情的問候，卻讓我倍感溫暖。今生與福建日報的緣分，也許就是從那時開始的？幾年后我落戶福州，雖然我的工作崗位與新聞相距甚遠，但我總是用自己的筆，去縮短與報社的距離。那幾年，福建日報的記者和編輯給了我很多支持與幫助，他們與我合作采寫了多篇反映電子工業發展的稿件，我采寫的反映本部門工作的新聞稿也時常見報。如果沒有那些亦師亦友的記者與編輯，在新聞寫作上剛剛學步的我，不知要多走多少彎路。

后來，我開始向福建日報副刊投稿，雜文、散文都寫。我的第一篇雜文，是在編輯的指導下經過修改才發表的。當時的編輯給我打來電話，邀我到報社與他面談，從段落到句子都細心地提出修改意見。隨著我在福建日報刊登的雜文日益增多，2001年，報社專門為我和其他兩位雜文作者舉辦一次雜文研討會，邀請我省著名作家、文藝評論家及編輯參與研討，時任總編輯黃種生對我們的作品給予充分肯定。之后，《傳媒天地》用11個頁碼的篇幅報道這次研討會的情況，刊登有關評論文章及作者的發言。《臺港文學選刊》主編楊際嵐為我的作品所作的評論，后來又在福建日報刊發。這種讓普通通訊員“出盡風頭”的舉措，是福建日報社重視與關心通訊員隊伍建設的生動體現。曾經有一段時間，“武夷山下”副刊每月出一期“東南筆會”專版，上面刊登的多是文學名家的作品，絕非名家的我給副刊寄去的一些散文、隨筆，也被安排與名家的作品同臺亮相，在文學道路上學步的我因此倍受鼓舞。十幾二十年過去，文藝部的編輯換了一茬又一茬，但他們關心、重視業余作者來稿的作風一如既往。福建日報定期開辟“每周評論”版之后，總編室評論部的編輯與我建立了聯系，每回我的稿件發送過去，編輯都及時用手機短信反饋稿件收到的消息，并對來稿進行認真處理。偶爾出現由于版面安排問題需要刪減原稿的情況，評論部的主任還親自打電話與我征求意見。這種充分理解與尊重通訊員勞動成果的精神，無疑大大增強了報社的凝聚力與報紙的感染力，也使許多像我這樣的通訊員對報社產生了親切的認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