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當時對自己能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黨報通訊員，心里還是一個問號。一天晚上10時，我突然接到報社的電話，要我寫一篇閩侯人民向中國人民志愿軍捐獻飛機大炮的稿子，第二天用電話發稿。當時天氣不算熱，但我還急出了一身汗，只回答了一句：一定完成任務。第二天按時發了稿，黨報表揚了我，還把我捐獻20萬元（舊幣）的事，抽出來另加了一個小標題：“本報通訊員吉景峰捐獻稿費20萬元支援中國人民志愿軍。”沒過幾天，又收到通聯組來信說，你積極完成任務，不僅是本報通訊員，而且是一位積極通訊員。從此，我就從一個普通通訊員變為積極通訊員。這就是我說的第一個變化。

??第二個變化，是我看到已經是大熱天，分到土地的農民，興修水利的熱情很高，就寫了一篇《水利模范葉保燦和他的快板》，快板說：“天下農民一條心，不分你村和我村，來了共產黨農民把田分，修好水利把田灌，農民生活要改善。”在《福建日報》上發表后受到好評。通聯組來信表揚我說，現在你已經是骨干通訊員了。我問當時閩侯的縣委宣傳部長牛力達：“積極通訊員和骨干通訊員有什么不同？”他說：“那不一樣，‘積極’只說明你的態度積極，‘骨干’說明你已成為依靠的對象了。”

??第三個變化，從骨干通訊員到特約通訊員。牛力達說：“你這樣勤學苦練，不用一年就可以當特約通訊員了。”我嘴里說：“不行，不行！”其實心里很想當特約通訊員，因為我喜歡牛力達的那張白底紅字“特約通訊員證”。這一年秋天，我突然收到《福建日報》發給我的“特約通訊員證”，里面還有一封信，大意是說經過了一段時間的考察，你已具備了當本報特約通訊員的資格，特發給你“特約通訊員證”。

??不久，我患了胃病，到省立醫院做組織療法，住在福建日報社。一天，通聯組鄧輝政帶我去見社長何若人。何若人滿面帶笑地說：“你就是吉景峰同志？”我點點頭回答是。他接著又說：“我們黨報特別需要像你這樣工農出生的知識分子干部，先在基層鍛煉一段時間，然后來報社工作。”當時我還以為聽錯了，回頭問鄧輝政，她說，是這樣的。

??何若人的話，我牢牢記在心里，沒有對任何人說。我覺得這不過是對我的鼓勵和希望，我離工農出身的知識分子還很遠，要盡快縮短這個距離，于是我就拼命學習文化。

??過了三個月，1952年一月的一天，閩侯縣委組織部長蘇達通知我正式調《福建日報》當記者。我當時的心情是又高興又緊張，高興的是到黨報工作，緊張的是文化水平低，怕完不成黨交給的任務。因此，我進了《福建日報》，就像上新聞大學一樣，夜以繼日地認真學習文化知識。直到1953年1月調上海《解放日報》。

??“后溪鄉事件”驚福建

??我剛當上《福建日報》通訊員時，就看到中共中央《關于在報紙刊物上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決定》（1950年4月19日）。我在學習這個決定時，心里就想，我也是和報紙刊物有關的一個共產黨員，一定要聽黨的話，堅決執行這個決定，盡一個黨報通訊員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