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的夜，對于“兩航”人來說是激動而緊張的。他們一一通知已經購買了機票的客人，說飛機有故障不飛了。

翌日5時許，12個起義機組、56位義士按計劃進入香港啟德機場，在地面人員的配合下，機組辦理完各項手續，打著手電找到自己的飛機。

國民黨空軍前戰斗機飛行員、“飛虎隊”成員機長林雨水是目前兩位健在的機長之一，他把夫人周秀笙、兩歲的女兒林慰慈也帶上了起義北飛的飛機。

60年后，林雨水老人說：“我那天帶了一把手槍，當時就想，國民黨特務如果不讓我走，我就拼命。”

“飛往臺北”“飛往重慶”“飛往海口”“飛往……”各架飛機依次向塔臺報告了虛假的飛行計劃后。6時，12架飛機幾乎同時發動。10分鐘后，央航機長潘國定駕駛“空中行宮”號，率先起飛。

6時30分左右，12架“兩航”飛機載著大量航空備用器材，在脫離香港機場塔臺控制后，立即調整航向，向北飛去。

為防止國民黨空軍戰斗機起飛攔截，北飛機群保持高度警惕。

機群飛過長沙約10分鐘，一個盼望已久的聲音出現在無線電里：“這里是武漢人民廣播電臺，這里是武漢人民廣播電臺！”這個親切的呼號，15秒鐘一次，反復播放。

這是黨中央為“兩航”起義飛機特地安排的無線電信號。各機艙里一片歡呼，有的機組興奮地唱起了“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

9日12時15分，潘國定駕駛“空中行宮”在北京西郊機場安全落地。其余飛機按照計劃由陳達禮帶隊，也分別于9日中午和下午陸續安全降落在天津張貴莊機場。

劉敬宜、陳卓林發表起義通電，歸附中央人民政府，并號召更多“兩航”留在香港的人員回國效力。

這個消息用電波迅速傳遍海內外，震驚了世界。

“兩航”起義不但為新中國民航事業提供了人才、技術和物質基礎。更重要的是，“兩航”起義產生了“多米諾骨牌效應”，國民黨政權在香港的資源委員會、招商局和中國銀行等27個機構相繼效仿，起義脫離國民政府。

如今，“兩航”起義的12位機長大多已經故去，兩位健在的機長，一位是在上海的秦永棠，還有一位是在香港定居的林雨水，都已年近九旬。

1949——他們聽到了解放的炮聲，卻在黎明前最后一抹黑暗中倒下

住在重慶墊江縣城的盛國玉已經83歲了，她至今也不知道，當年為何會把她關進那個恐怖的渣滓洞里。

據說是因為特務在搜查一個地下黨員時，從隨身的本子上發現了她的名字。1948年9月，特務把她從縣城帶到重慶，關進了渣滓洞。

跟她同一個牢房的，還有著名的江姐——江竹筠。

1949年11月27日，在渣滓洞里最恐怖的一幕——“11·27”大屠殺中，盛國玉成為唯一的一名女性幸存者。

這一天，解放軍已經突破了重慶外圍的白馬山防線，先頭部隊距離重慶不到50公里。

這一天，距離重慶解放只有3天。

“當時我并不知道新中國已經宣布成立了。”盛國玉回憶，當時職務高的共產黨人關押在白公館，他們能看到報紙，知道一些消息，但關押在渣滓洞的難友們知道的不多。

盛國玉關進渣滓洞不久，渣滓洞取消了放風。她說：“很多人都猜想，重慶很快能解放了。”

1949年11月14日，那一天盛國玉記得很清楚。

“是下午，快到吃晚飯的時間了。”盛國玉回憶，有特務到女牢門口喊：“江雪琴，出來！”

江雪琴，是江姐在獄中的名字。

對面樓上的男牢里也有男同志被押下來了。大家馬上就意識到，特務要殺人了。

盛國玉回憶：“江姐沒來得及跟我們說什么，我只看到她把一直帶在身上的相片拿出來親了親，然后又裝了回去。”過了很多年，盛國玉才知道那是江姐唯一一張一家三口的照片。

江姐再也沒有回來，“大家都說江姐肯定已經死了。”盛國玉也感覺空氣中到處有血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