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節前2天，父親打來電話問我是否回家過節，我滿口答應。幾句話后，電話就掛了。每次與父親通話都不會超過30秒，但就這三言兩語，卻是我曾經20多年來的奢望。

因“文革”而固守田間的父親，渴望我能圓他的大學夙愿。他從小對我異常苛刻，縱然我成績優異，還是橫豎看不順眼：成績好時，說村里鳳凰不如城里雞；成績差時，就要“棍棒出孝子”。“高壓”下，我只能戰戰兢兢，叛逆的種子深植心田：我不愿和父親說話，甚至不愿和父親一起吃飯，他在我躲。

命運總愛戲弄人。重點大學在望的我，卻只考上師專，畢業后，回到家門口中學任教，與父親的矛盾進一步激化。當時我一個月工資300多元，柴米油鹽，人情世故，冷不防又來幾張“紅色罰款單”，實是入不敷出，只有不時偷偷向母親借。“吃皇糧的不如耕田的”，父親對我橫眉冷對，逢人便說，前世欠我的，今世我來專敲他骨髓。

家離學校只有咫尺，但我一般不回家，即使回家，也是在確保父親不在家時。可是，我又不能不回家，因為家里寬敞，還可大聲叫嚷，正適合我那一幫初出茅廬的同事聚會。父親雖然視我如仇人，但對客人很熱情，餐桌上老中青觥籌交錯，我的家儼然成為“年青之家”，聚會隔三岔五。然而喧囂過后，父親對我還是冷若冰霜。

一次一次的聚會，我逐漸領悟到，父親對我并非有苦海深仇，而是他對我飽含希望，我卻讓他失望至極，而我多年連一聲“爸爸”都吝嗇叫，如此相處，關系怎能緩解？父親無論如何都是父親，破除堅冰，我責無旁貸。

破冰，根本在于要讓父親看到我還是有希望的。我兢兢業業于教學本職，工作第二年就破格擔任高中教學，并一直帶到高三，班上學生的高考取得了較好成績。同時，我發揮文筆優勢，文章時時散見各報刊。由于我能教會寫，工作第5年就被任命為學校辦公室主任。

我一步一步前行，堅冰也一點一點融化。雖然彼此還形同路人，但是母親多次私下跟我說：“你老爸晚上時常嘀咕，教書這職業也不錯嘛。”

2004年年終，我獎金、補貼及福利計1萬多元，我親手交給父親5000元，還給父親買了部手機。一直以為手機離農民很遙遠的父親十分高興，一改拒人千里的態度，笑容燦爛，愛不釋手地撥弄，還不時湊到我身邊請教各種操作。那個年夜飯，我和父親用大碗喝酒。

如今，我已離開家鄉，到縣城政府機關工作。離父親遠了，但借著手機時時講上三言兩語，我感覺和父親靠得更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