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諧中寓莊

劇作以悲劇性的社會矛盾沖突做為骨架，從中提煉出喜劇因素，在哭泣中蘊含歡樂。

《貽順哥燭蒂》以悲劇性的社會矛盾作為喜劇故事殿開的的基礎，從悲劇性的社會矛盾中提煉出喜劇因素。《貽順哥燭蒂》描寫的年代選擇在外國入侵，國家動蕩，社會矛盾日益加劇的背景下，以一個窮人家庭，兒子蒙難，媳婦被迫改嫁的悲劇性事件作為故事的骨架。陳友德，陳春生父子倆兒，都為般工，靠替資本家羅炳文出海壓貨為生。年關將至，羅炳文為了一已私利，逼迫春生出海，結果遭遇海難。春生雖幸免于死，卻被困國外十年之久，與家人失去聯系。陳友德為了還債，被迫將新媳婦春香嫁給小商人絲線店老板馬貽順。十年之后，春生、春香綞得以團圓，然而，老漢陳友德卻再也看不到這感人的一幕了。這顯然是一件深藏著痛苦的事，折射出深刻的社會內容：混亂的社會制度和得勢的惡人，共同造成善良的窮人的悲劇命運。

“巧合”是春生家發生變幫的間接原因，由此引發可笑的吝嗇鬼馬貽順的故事。寒冬臘月，羅炳文的船“犯風失水”，三十二挑麻舢全部沉沒。在當時的求援條件下船員生還的機會微乎其微。然而，作家卻運用“巧合”讓春生得救。得救之后的春生本該回到福州，但是又是巧合——救春生的船長是個奴隸販子，春生被賣美觀南洋。十年之后才得以返家。可以說，劇作中的巧合是情節的生長點，也是這出諷刺喜劇亦悲亦喜的情感轉折點。按照當時的婚姻制度，十年之后回到故里的春生不可能與已為人妻的春午再續前緣。但是故事最后，由于馬貽順的吝嗇，春生和春香得以團圓，有情人終成眷屬，留給觀眾一個“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圓滿結局。這樣不僅鞭笞了諷刺對象，也造成了一種“寓哭泣于歌笑”的獨特的喜劇效果。

從人物形象上看，鄧超塵先生運用中國傳統創作方法，成功塑造了處于社會動蕩時期，舊福州馬貽順等幾個小人物形象。“貽順哥”已經成為福州人心中吝嗇鬼的代名詞。西方一位喜劇理論家說過，“一部戲劇的永久的價值卻在于人物塑造?！?1從這點上看，鄧超塵先生的《貽順哥燭蒂》無疑是成功的。

《貽順哥燭蒂》產生于鴉片戰爭后的戰亂年代，然而觀眾在此劇中卻完全感受不到戰火的硝煙，劇目中的情節，對白無全服務于福州人的世俗生活氣息，為我們展示了當時福州的社論歷史環境、風俗習慣和語言。脫離于時代政治的諷刺喜劇受到福州觀眾的熱烈歡迎，折射出當時福州娛樂至上的市民觀的悄然出現，并逐漸確立了一種美學姿態：直言不諱地追求娛樂性。世俗性，消閑性的喜劇定們體現了劇本創作中平面化的價值觀，日常世俗化的藝術思想，以及可觀賞性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