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款吃喝者侵占和浪　費了社會財產，應當對此通過立法定罪，建議修改刑法設立‘揮霍浪費罪’。”全國人大代表、富潤(浙江)控股集團董事局主席、黨委書記趙林中最近在北京列席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期間，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了《關于遏制過度應酬、公款吃喝的建議》。(11月22日《工人日報》)

公款吃喝禍國殃民，民眾大多對其深惡痛絕；將公款吃喝納入刑法規制范圍，無疑是對此前相關制度缺失的一種亡羊補牢。但設立“揮霍浪費”罪只怕并不足以讓公款吃喝之風就此剎住，因為這一立法本身還面臨著一些現實的困境。

不少政府公務員在內心深處認為“不貪污不受賄，吃吃喝喝有啥罪”，總是習慣性地認為吃點喝點、玩點送點，實乃人之常情。而相關的規章制度本身也存在漏洞：一方面，大多禁令、文件本身道德倡導性內容過多，具體責任追究等細節性規定少，缺乏實際可操作性；另一方面，財政預算普遍存在不透明、預算執行彈性空間大等特點，公務接待標準也大多較為模糊，從而在客觀上為各地公款吃喝的超標違規，提供了一種制度便利。

在“職務消費是個筐，什么都能往里裝”的社會背景下，通過修改刑法專門設立“揮霍浪費罪”的方式，將公款吃喝納入刑法規制范圍，無疑能讓更多的公款吃喝者有所忌諱與收斂。但我們也需要冷靜地看到，不僅這個立法過程本身是一個較為復雜而具體的過程，而且也面臨著一些現實的挑戰。

比如說，在公款吃喝入罪之前，首先必然需要對不同級別、不同層次、不同領域的政府官員的職務消費情況，進行一個相對更為細致、具體的界定。雖然如今各級政府正在進一步細化各級官員的職務消費標準，但究竟什么樣的標準才是合理、科學的，才不會淪為一種新的官員福利，必然需要一個相對長期的制度設計與試錯過程。

而在公款吃喝入罪之后，只怕難免會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遭遇一些架空與抵制性的因素。一些地方基層官員，更是在應對、規避法律制度方面積累了諸多豐富的經驗。比如，此前很多地方就大量出現過用烏龜王八湯和雞鴨魚肉一盆裝等方式，硬生生地把此前各地硬性規定的“四菜一湯”的招待標準給架空了。在如今各級財政預算普遍不夠精確不夠嚴格的現實背景下，只怕難免會出現法律制度繼續被架空與虛設化的危險。(阮占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