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反腐策略大調整的難與易

2010年，要使我國的反腐敗形勢有根本改變或在未來具備能夠發生改變的可能，就必須在反腐倡廉的根本思路和主要工作部署上做出一些重大調整。當然，重大調整最終能否真的發生，不確定性當然是存在的。但這應當是規律性的東西，即：沒有重大調整，就不會有反腐敗形勢上的根本扭轉，未來反腐敗的結局必將重復以往的怪圈——越反越嚴重。需要解釋的是，陷入這個怪圈或未來繼續重復這個怪圈并不是說就要由此放棄或否定反腐敗，這是可笑的誤解。出現這種令人費解的狀況，只能說明，我們必須要下決心對現有的反腐敗工作的根本思路和主導對策進行重大的調整，而沒有別的意圖。

如何來調整未來反腐敗工作的根本思路和主導對策呢，這里提出以下四種可能，這幾個對策應當是一個體系，具有內在的邏輯統一性。全部得以調整當然是徹底的，但如果能有部分的調整也是可取的、積極的。

首先，反腐敗戰略目標定位上的調整。反腐敗可以有不同的目標定位，典型的有兩種。一是工具性的目標定位。我國在過去20年里的反腐敗目標定位基本就是這種類型的，即把反腐敗作為一個工具，反腐敗工作的最高境界是服務于中心工作。僅僅考慮過去的20年，我們的確是實現了這個目標，反腐敗工作較好地維護了改革、發展、穩定大局。但這種目標定位是不徹底的，長期來看，腐敗很難得到控制，反腐敗形勢很難不持續惡化。二是目的性的目標定位，即一定要徹底地解決腐敗問題，一定要取得反腐敗的成功，徹底實現國家和社會的廉潔。例如，1959年新加坡人民行動黨上臺時，選擇的是這第二種目標定位，1973年新任港督麥理浩選擇的也是后者。

第二，反腐敗成功要件上的突破。基于反腐敗成功和失敗的正反兩方面的國際經驗考察，反腐敗能否成功主要需要五個方面的條件，分別是：有利于防治腐敗的法律體系（立法）；有力、高效的反腐敗機構體制（執法）；領導人徹底的、真正的政治決心；兼具打擊、預防和教育的綜合性的反腐敗戰略；廣大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這五個基本要素中，領導人的政治決心是一個綜合性的因素，也最為復雜，或許是一個可遇而不可求的因素。反腐敗戰略和老百姓支持兩個因素的實現相對比較容易。

其實，特別是在現時代，立法因素也不難具備。最難的還是反腐敗機構體制的科學化，即能否建立一個具有必要的獨立性、授權充分（當然需要對等的內外部制約），職業化和專業化兼備的反腐敗機構。對照我國迄今為止的反腐敗狀況，主要瓶頸還是這個機構體制因素。因此，核心的建議就是要對現有的反腐敗機構體制進行大力改革，以徹底解放“反腐敗生產力”。

我國現有的反腐敗機構體制的基本特點是四個字，“條塊分割”。改革的主導對策就是實現縱向垂直和橫向整合。改革可以不一步到位，而選擇分步走的辦法。例如，在縱向垂直上，可以先實現在全部或大部分的縣搞縣以下垂直；隨后可以選擇在部分省搞省以下垂直；在條件適合時，還可以對一些省搞中央以下垂直。在橫向整合上，就是推廣1993年的紀檢、監察合署辦公，將分布在不同系統的反腐敗機構逐步整合起來，按照反腐敗專業分工的原則搞統一分工。

第三，反腐敗成功路徑模式選擇上的突破。基于我國的特殊國情，目前嚴峻的反腐敗形勢，以及反腐敗高度的政治性和復雜性，我國的反腐敗一定不可能一下子從整體上取得成功，唯一可能的成功模式或路徑就是“漸進主義”，具體的操作方案就是選擇一些地區作為廉政特區或反腐敗改革試驗區。通過特區試驗，創出一條反腐敗成功的路子，然后進行推廣以實現普遍的廉潔。老實說，堅持急功冒進、普遍主義是非常危險的，反腐敗不僅難以成功，還可能釀成嚴重的政治和社會后果。

第四，反腐敗戰略行動規劃上的調整。既然我國的反腐敗不可能在短期內普遍成功，而必須要堅持分步走；既然我國的反腐敗有自己的特殊性，還必須要進行專門的試驗，因此，就必須要制定一個可行的、科學的戰略行動規劃，而不能盲目摸索。這個戰略規劃從總體上看，需要分兩步走：廉政特區試驗是第一步，普遍推廣是第二步。

事實上，廉政特區試驗也需要劃分階段。根據香港的成功經驗，特區試驗可能需要劃分為三個階段，即準備階段、側重懲治的階段、綜合治理的階段。基于成功者的經驗，我們的這個總戰略可能需要20年，兩步各分別為10年。當然，總戰略的每一步，每個階段都應該設定階段目標，同時必須開發可行的工具，跟蹤測量每一階段的實際進展。只有這樣，才能成為一個科學的、可行的戰略行動規劃。（來源：《中國報道》供人民網專用 任建明 清華大學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市紀檢監察學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