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這樣分析來看，王主席的正名倡議，實則是引導一場對民間習慣法的沒有必要的絞殺。在民間法本身居于邊緣法淵，甚至已經淡出法淵的情況下，繼續排斥猶存幾分氣息的民間法，只會給百姓生活“減色”。當“掃色”居于話語壟斷之時，民間的創新活力就無處求生。

從修辭學上看，一個“黃”字，有雅有俗，一點都不會影響對“黃”義的判斷，也不會影響到外人對“黃種人”的判斷。我們說的“黃皮膚”、“炎黃子孫”、“黃鐘大呂”等詞的“黃”是本體意義下的借代式用法，而我們說某人很色很黃，則是本體不一的借喻修辭而已。假如民間用語中有一種用顏色比喻某類事物的內在渴求，在僅有七種顏色的供選中，禁了這個色，另一個色自然會補位。

所以，在對待民間法上，我們不妨用一種寬容的心態來審視。民間(習慣)法有它所特有的生命力和韌力。筆者此番回麗江老家過年，看到雪山深谷里掀天的現代音樂“印象”演出，對那種敬畏山神愛護自然的民間習俗已經很難尋覓而難過落淚。筆者驚訝發現古城“新大街”小河里五顏六色的“圣魚”也難覓蹤影，代之以“放生”活魚生意，便求教于全國十大杰出青年、納西族書法家和志剛，志剛答是被人打起吃掉了。民間禮崩，害莫大焉。還是善待民間法吧，讓該“黃”的還是“黃”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