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體曾對“灰色收入”作過一項調查，其結果表明，2005年全國城鎮居民收入中沒有被統計的“灰色收入”總計4.4萬億元，相當于當年全國GDP的24%。雖然數據是否準確真實尚可存疑，但從中至少可以看出，“灰色收入”在社會財富總“蛋糕”中占據著不小的分量。另外，在我國不發達地區的某些縣市，個別領導每年的“灰色收入”就可以達到10萬元，而發達地區可達到20萬元。

從近年各地查處各類貪官的案例中不難發現，《刑法》雖然界定了不明財產的內容，卻沒有劃定具體的量刑標準，使許多法律和制度存在“漏洞”。一些腐敗官員就是鉆了法律的“空子”，降低了犯罪成本，有的甚至逃脫了法律制裁和紀律處分。如，江西廣豐有一個名叫鄭元盛的貪官，為了斂財，不論老家蓋房子，孩子過生日、結婚、上大學，都要通知下屬單位，哪個不心領神會？哪個敢不去“慰問”？其女兒過生日，一天中送來的生日賀禮就達10萬元。又如，原湖南省岳陽市市長歐陽松，家庭財產價值人民幣389萬多元，其“灰色收入”就有334萬元，占全部財產的85.6%。再如，原海南省公安廳副廳長路景林因受賄18萬元被判刑10年，因有357萬多元人民幣、9萬多美元、48萬多元港幣不能說明合法來源僅被判刑4年。路景林對其數百萬財產不能說明來源，其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決不亞于受賄人民幣18萬元，4年有期徒刑顯然太輕，難以平民憤。

綜上所述，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取締非法收入，規范灰色收入”的提法欠妥，有待斟酌。因為“灰色收入”的本來就有問題，對以各種形式或非公務活動，謀取不正當的“灰色收入”，理應下猛藥、出重拳，用法律武器予以了嚴厲的打擊，堅決遏止或嚴厲懲治。尤其是對那些容易產生“灰色收入”的灰色地帶和人群，嚴詞警告，并運用稅收杠桿，將一些暫難說清的“灰色收入”納入收入分配的范疇中。同時，對那些政府官員在財產申報中的“不明來源財產”，要充分發揮《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中的高懸利劍，任何人只要敢越雷池一步，將難逃法律制裁。更重要的是，各地各部門要建立規范透明的“灰色收入”監督制約機制，減少官員權力運行中的尋租空間，從根本上鏟除“灰色收入”滋生蔓延的溫床和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