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完善，也對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張希賢認為，1997年制定試行準則，是因為當時我們黨對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怎樣從政、執政仍處于探索階段，經過多年的認識、了解、把握，在實踐中逐步明晰、逐步發現問題、把握規律，逐步統一思想，達成共識。隨著改革開放、現代化建設事業的深入發展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反腐敗的工作空間越來越廣，涉及的領域越來越多，面臨著許多新情況、新矛盾、新問題，這都對反腐敗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廉政準則》中諸如“禁止違反規定干預和插手市場經濟活動，謀取私利”等一些新的提法，正是體現其修訂既繼承了黨內法規建設的傳統，又增加了新的時代內容，同時，也是對反腐倡廉建設中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的回應，緊扣黨領導經濟建設的實際，將黨員領導干部的從政道德規范與市場運行規則統一起來，這正是執政黨摸索執政之道的又一進步。

李成言認為，《廉政準則》的深刻內涵還在于全面詳細地對“炫耀性”腐敗和“身邊人”腐敗進行治理和規約。比如說《廉政準則》第一章第六條就明確規定禁止講排場、比闊氣、揮霍公款、鋪張浪費。在具體的條目中，從公款報銷、樓堂興建、公款住宿、公款行車以及慶典活動五個方面進行了具體規約；在第八條中，《廉政準則》還對“政績工程”、“形象工程”以及弄虛作假行為進行規定。這樣，就基本上涵蓋了黨員領導干部有可能進行“炫耀性”腐敗的主要途徑，為有效治理“炫耀性”腐敗準備了黨內治理依據。對于“身邊人”腐敗，《廉政準則》在第一章第五條中予以明確界定，從提拔干部、公費資助、接受調查、私人謀利和經濟活動等幾個方面進行了八個不準的規定。這樣，就深入到了黨員領導干部的“身邊人”層次，將腐敗治理的制度化落到了實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