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教版第六套教材。人教社供圖

67家出版社出版的175套教科書，學校可以隨便挑選適合自己的。

這在3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那時，擁有一本教科書，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一些學生參加文革后的首次高考(Q吧)，即因為沒有合適的教科書而落榜。

那時僅有的教科書中，孔子以反動思想家的面目出現(xiàn)。

文革結束后，國家專門組織了一個龐大的班子重新編寫教科書。如今，在中國古代史中，孔子成為了大思想家和大教育家。30年中，教科書幾經(jīng)嬗變，如今正進入一個百家爭鳴的時代。

1977年的冬天，高三學生于紅艷和姐姐抱頭痛哭。姐姐一邊哭一邊指著書架上的一堆“課本”告誡于紅艷：“這些東西根本沒用！”

在文革后的首次高考中，姐姐落榜了。為了幫助女兒復習，于紅艷的父親托人四處收集了幾乎各科的教科書。

這些由各地“革委會”自定自編的課程和教科書，封面上無一例外都是革命領袖的“最高指示”，無論是數(shù)理化還是文史地，大段語錄和套話均占據(jù)了正文的大部分，真正的學科內(nèi)容非常少。

在于紅艷的印象中，物理教科書被簡化成了“三機一泵”（拖拉機、柴油機、電動機、水泵），生物教科書則簡化成了“三大作物（稻、麥、棉）一頭豬”。

姐姐放棄了繼續(xù)參加高考，頂班進入縣城的造紙廠當了一名工人。這對于紅艷來說，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上大學同樣也是她的夢想。

最終，還是于紅艷的老師翻出了自己上世紀50年代末上大學時的書本，從中摘抄了一些要點，用蠟紙密密麻麻地刻了幾頁“復習提綱”，權當教科書。更多的內(nèi)容，老師會板書在黑板上，于紅艷和同學的課余時間，就是在不停地“抄書”。

憑著刻印和手抄的“教科書”，于紅艷在1978年的高考中，考取了江西師范學院歷史系。

進入大學后，于紅艷用自己第一個月的師范生補貼，在大學的書店里一口氣買了20多本教科書，寄給自己的高中老師和落榜同學。

當時，距離于紅艷最近的一套全國通用中小學教科書，出版于上世紀60年代初期，這套教科書文革后不久就被停止使用。

在將近20年的時間里，全國的中小學生都遭遇著和于紅艷一樣的尷尬，沒有一本真正意義上的教科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