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理建構

移動互聯網時代的信息倫理框架的構建，要基于對兩種現象的深刻反思之上：一是盡管目前互聯網的信息管制手段已經逐步健全，但是網絡上不良信息仍然難以清除；二是盡管運動式的網絡及手機“掃黃打非”行動能夠取得短期成效，但并未形成信息安全的有效保障。這兩者均表明，必須放棄“管制依賴”，著眼長遠、著手根本，逐步建構良好的移動互聯網信息倫理。

信息倫理的建構，根本上必須要形成“自我規制”的局面。根據國外互聯網“自我規制”的成功先例，“自我規制”是一種融法律與自律于一體的頗具效率的互聯網倫理準則。其根本價值取向就在于保持和促進信息的自由流動的同時，通過明確的法律規定以及與行業組織自律來規范互聯網上的信息發布行為與傳播行為。

從手機涉黃現象泛濫來看，手機互聯網所涉及的利益相關方自律意識極為淡漠，因此，建構一套行之有效的信息倫理，應從加強相關方面的自律著手。當然，自律的強化不能理解為移動信息傳播鏈條各關聯方的“自我道德完善”，而必須要依靠外在的強制力來推進：首先，制定明確的關于危害性信息的法律規范，從而讓外在的“有法可依”轉化為內在的道德自律。其次，要進行有針對性的管制，通過對移動互聯網的利益相關方進行問責的方式來強制其約束自身行為。再次，要強化商業契約的約束作用，基礎運營商與增值業務鏈條的各類運營商之間必須以契約的形式將商業自律加以固化，并明確違約后果，進而強化各個環節的自律意識。

在信息倫理的建構過程必須力戒“管制不當”。管制不當，既包括管制“不足”，也包括管制“過當”。從手機涉黃來看，黃禍泛濫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監管不力，監管部門管制力度不夠，縱容了這一現象。但是，在拉開運動式的治理行動之后，最需防范的是因管制過當而人為打亂信息自由流動的秩序。2009年夏天發生“綠壩”風波即緣于此。

就行政管制的特點而言，其對于移動互聯網信息倫理的構建所能發揮的效用不可高估。首先，管制大都具有事后性特點，立足于追懲與威懾。但是，隨著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到來，信息傳播更加快捷化、海量化、多樣化，因此事后管制對于挽回不良信息的影響顯得力不從心。其次，管制成本高昂，且收效不彰。由于信息傳播技術以及信息服務方式的越來越多元化，對信息的管制難度也越來越大，并且管制效果也難以保證。再次，管制手段讓信息自由流動面臨著不可控的風險。對于管制者而言，降低信息發布的風險是其第一責任，這樣，其在實施管制行為就會輕易選擇堵塞信息流通渠道的“捷徑”，而不去謀求更科學有效的途徑，這樣就會給信息流動人為的障礙，從而阻礙移動互聯網實現其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作用。

總之，在移動互聯網信息倫理構建中，不可一味推崇并依賴行政管制舉措，反而應當重回倫理“軟約束”的本意，重視培育“網絡自治”力量，強調網絡利益相關方的自律作用，必要的管制也當以強化自律意識為目標，而不可發生錯位，演變成對網絡信息自由流動設障行為。

(作者系安徽日報社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