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是在一種比較特殊的條件下進行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這同其他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不同。這種特殊的時代背景條件使得我國現階段的社會矛盾的演變呈現出明顯的新特征。

特征之一：民生需求甚于政治訴求

現階段，我國民眾對于基礎民生問題表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重視。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漸形成以及以人為本基本理念的擴散，導致了社會成員個體意識、財產意識和維權意識的覺醒，同時又使人們十分看重自身的經濟利益問題，于是造就了一種普遍的現實感，使社會成員注重現實的日常生活，注重現實生活的質量問題，而擯棄以往“禁欲主義”以及過于理想化的烏托邦式的行為取向。但是，由于民生問題在改革開放以前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以至于出現嚴重欠賬的情形。大量社會調查幾乎都一致地顯示出這樣一種情況：民眾關注的主要問題多集中在同民眾日常生活有直接關系的部位，如就業難問題、收入差距過大問題、社會保障滯后、教育問題、住房問題等。一方面是對于基礎民生問題表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重視，另一方面卻是民生問題沒有得到應有的改善，明顯滯后于經濟發展。在這樣的情形下，源自民生方面的社會矛盾必然會大量出現。相比之下，政治方面的訴求尚未引起民眾的足夠重視，相應的由政治訴求所引發的社會矛盾不可能成為數量居多的社會矛盾。

特征之二：干群之間的矛盾比較突出

從社會矛盾對應群體的角度來看，官民（干群）之間的矛盾比較突出，這是由中國特定的社會轉型背景條件所決定的。一方面，民眾對于政府有著一種心理和行為的慣性依賴。應當承認，中國現階段的法律制度的建設還比較滯后，民眾的法治意識比較淡漠，而且社會組織的發展也比較滯后。在這樣的情形下，作為民眾傳統心理的一種延續或者是一種路徑依賴，民眾自然就會向政府表達各種各樣的利益訴求。實際上，這是民眾對政府的一種錯位行為，即：該找的事情去找政府，不該找的事情也去找政府。另一方面，政府對于民眾承擔了大量的、幾乎可以說是難以勝任的無限責任。本來，現代社會當中政府的合理定位應當是公共服務型政府，但是由于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政府推動型的，政府對于整個現代化進程起著其他國家和地區所沒有的巨大作用，對于社會的方方面面有著力度較大的干預力。這些干預力有的是十分必要的，有的是特定時期不得已而為之，有的則是越過了公共利益的邊界成為一種有害的行為。既然民眾對于政府有著一種過度的依賴，依靠政府解決問題的期望值很高，同時政府在法理的框架內難以有效、全面地解決民眾的各方面要求，而且政府不恰當的干預力也會直接損害民眾的合理利益。在這樣的情形下，官民（干群）之間的矛盾必然會凸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