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根據地政權建設經驗的研究

張侃以1929-1934年的贛南閩西根據地基層政權建設為考察對象，揭示了中共怎樣改變基層社會控制力量，從血緣性宗族這種傳統的基層控制模式轉化為從上而下一體化的國家模型，達到國家建設目的。笑蜀考察了黨內政治生活的變化和1935年至1945年10年間陜甘寧邊區的民主政治建設的艱難歷程，充分肯定了邊區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中的民主特色。呂波詳細考察了陜甘寧邊區三三制政權中的開明紳士問題，探討了他們參加政權的原因和參與民主政權建設的主要形式。

關于大革命時期黨內合作的爭議和探討

如何評價大革命時期的黨內合作，是黨史界至今仍在爭論的問題。有學者認為,國共“黨內合作”策略應給予肯定。歷史地觀察這一合作方式可以看到，它既有相對的合理性,并在合作后帶動了國共兩黨的大發展和中國大革命的掀起,取得了國民革命的新成果;也由于共產國際、蘇俄代表認識與導向失當,使中共在合作后處于從屬地位,客觀上導致諸多矛盾迭起、膠著,最終引發國共合作破裂和大革命失敗。有的學者認為黨內合作戰略是共產國際、中共黨內不同意見和矛盾融會、和合的結果,體現了“和而不同”的文化精神,順應了歷史發展的大方向。但它并不是一個完美無缺的策劃,因而導致實踐中產生許多難以克服的問題。有的學者則對黨內合作作了否定的評價，認為大革命失敗的原因雖是多方面的，但黨內合作無疑是一個更直接的原因。因為爭取國民黨的領導權與幫助國民黨改組,遵守國民黨紀律與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是一個二律背反的公式。這種合作形式，使中共爭取國民黨內的領導權，亦即爭取對統一戰線的領導權幾乎變得完全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