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文菁：海納百川的海洋文化是中國人浴火重生的動力

為中華文明保持海洋文化的榮光

記者：福建精神中的“海納百川”與上海精神的“海納百川”是一樣的嗎？

蘇文菁：上海的發展契機是作為中國近代五大開埠城市之一；天然地具有了移民、多元、開放的文化底色。這是上海精神的核心內核。但是，由于歷史時期的不同，上海精神尚不具備海洋精神中更重要的“創造”、“拼搏”的內核，而這種精神是需要漫長的歷史機遇來檢驗的。

記者：從漫長的歷史時期來看，閩族群是如何展現出“海納百川”的海洋文明特征呢？

蘇文菁：福建精神中的海洋文明特質是經過一千多年的歷史來檢驗的。她不僅在主流文化支持對外開放的唐宋元時代表現突出；而且在主流從海上退縮、實行閉關自守的明清時代，代表著中華文明中的海洋文化的因素積極參與全球化的貿易活動；為中華文明保持了海洋文化的榮光。這是福建精神特有的。

唐朝中葉，由于怛羅斯戰役(751年)的失利與“安史之亂”(755-763年)的爆發，由漢朝拓展的、連接東西方的陸上絲綢之路被截斷。中國的經濟與文化重心由黃河中、上游開始向東、向南轉移。地處東南的福建逐漸走入中原文化的視野。有唐一代，福建逐漸形成了沿海經濟文化帶，并初步出現了以三個主要河流入海口為中心的繁榮區。7世紀以來，中亞的阿拉伯人迅速崛起，阿拉伯人建構起第一個世界貿易體系，福建人積極參與其中，特別是在西太平洋與印度洋構成的東方海洋貿易網絡中，福建人的作用舉足輕重，并且福建沿海經濟從海洋捕撈型為主向海洋商貿型為主轉變。這對于強化自古以來的福建經濟文化的區域性特色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以福建為中心的中國東南沿海成為構建中古世界海洋經貿交通與文化交往的重要樞紐。福建的海洋文明特性也是唐末王氏閩國能夠在福建統治長達近一個世紀，在五代十六國中成為強國的重要因素。

宋代是福建的海洋文化特性彰顯的時代。宋代的統治者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提出以“開洋裕國”為國策，且冊封海神媽祖為國家神祉(1156年)。宋代由于長期的南北對峙使得中國傳統的對外陸路交通幾近斷絕，而使海外交通顯得特別的重要；在元朝不僅重建了漢唐以來的統一的中國，而且，將版圖幾乎擴展為整個歐亞大陸。元朝取代了阿拉伯人的地位，使得中國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海洋貿易國家。大規模、持續的海洋貿易活動自然帶來不同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在中國傳統的官方史書之外多了區域與全球互動的知識結構，除了宋朝的《諸番志》，還有元代汪大淵的《島夷志略》等這一類的世界地理文化書籍。

明清兩朝開始“海禁”，這樣無論是只允許官方貿易的朝貢，還是“寸板不得下海”的“遷海”，對中國的海洋文明都是沉重的打擊。由于生存意志的選擇，以福建沿海為代表的東南沿海民眾，以各種形態反抗封建中央朝廷的意旨，并以移居海外———特別是東南亞地區的形式，保持了傳統中華文化圈的存在。此間，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兩件國家海事活動：“通琉球”與“下西洋”都利用了福建人傳統以來的海洋文明的結果：木質帆船時代的航海技術與造船工藝，對海外航路網絡的掌控，以及不可或缺的海神媽祖的信仰支持。可以說，以福建為代表的中國東南沿海海洋族群，從區域的文明順應歷史的潮流，開臺灣、下南洋、走西洋、去東洋，代表亞洲之中國繼續參與世界文化與經濟的大循環；同時，福建海商持續、大規模的海洋活動也造成中華文化在海外的遷播。

以福建商人為代表的中國比歐洲更早走向海洋，他們在海外貿易活動中產生了一系列組織化、制度化，以及技術上的創新；他們創造了股份制、公司制等形式。這些都表明：遠在宋明時期，中國東南沿海正以漸進的方式向近代社會轉型。于是，我們看到了中西文明交流史上的一個奇特的現象：在老歐洲人的眼里，中國民間的海外貿易商代表的就是中國；而在中國中央政府的眼里，這些違禁下海的商人是“盜”、“寇”、甚至是中央王朝的棄民。福建海商在當時以“非法”的身份成為唯一的一支能與老歐洲殖民者進行對話的中國海洋力量。持久、規模化的中國東南沿海商人的海外活動，不僅帶來了中外物流的交換，也推動了世界文化體系里中華文化圈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