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紹振：海納百川彰顯“開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福建文化特質

孫紹振的講座總是座無虛席

閩南人與福州人：冒險家與思想家

“由于福建的地理位置，福建人向東南亞發展順理成章，泰國、印尼、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閩南人的冒險精神是令人無法想象的。由于出生地多為丘陵地，貧瘠的沙質土壤，又缺乏淡水資源，雖然亞熱帶氣候還不錯，但是土壤質量和雨水量不能保證，隨著人口的不斷繁殖，土地難以負擔。這種靠天吃飯的被動局面，著實束縛了骨子里活躍著冒險因子的閩南先祖，他們愈發不安于現狀，最終謀求向外發展。這種行為更確切地說是一種冒險，因為當時沒有什么先進機器，作為農民更是缺乏資金，基本上只靠一只帆船在大海上漂泊。如果幸存下來就抵岸拼搏，否則也只能不了了之。閩南航海家中典型代表是鄭成功和施瑯。”

閩南人的不安分與中國西北地區人民的安土重遷形成極其鮮明的對比，閩南人出海可以說是一種不安天命的賭注——拼搏的羽翼往往在下定決心冒險之后才得以振翅翱翔。

“第二種是福州人，福州人傾向京都、中原文化，通過讀書，走仕途經濟，朝中央發展，比如林則徐。鴉片戰爭之后中國門戶大開，福州地區涌現出大量啟蒙思想家和文化大師，著名的有林則徐、嚴復、林覺民、冰心包括林徽因以及她的父親林長明。由于這些人多聚居于三坊七巷，那里可以說是當時福建地區一個啟蒙文化的堡壘，是一個走在辛亥革命前沿的文化沙龍。福州人的開放性更多表現在思想啟蒙上，福州人向海外發展不單單是追求個人命運的改變或經濟上取得成功，更多的是探索國家民族的復興道路，這也是其中一個特點。”

由此，閩南人與福州人的差異顯而易見——閩南人農民出身比較多，憑借無所畏懼的冒險精神和赤手空拳的拼搏精神向外拓展，是一種航海家的形象；而福州人在文化上更多地與中央王朝有所聯系，所以福州人做京官的非常多 ，是一種儒士的形象。

莆田人與客家人：具有東方的“猶太血統”

“第三種是莆田人，莆田人也很重視文化，莆田的秀才、舉人、進士都是數不清的，在這點上與福州相類似。但是莆田人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它的方言區特別小，不像閩南人的方言區，分布范圍之廣令人乍舌。莆田人特別有凝聚力，當他們到了省外這一凝聚力更為顯著。 莆田人尤其善于經營做生意，特別是改革開放后，莆田人的靈巧、靈活甚至是狡黠，都成了他們的標簽。”

“還有一種文化不可忽略，那就是客家文化。”客家人是一個具有顯著特征的漢族民系，其祖先源自中原，由北往南遷，是中國南方的一個分支。客家人特別傳統且重視文化，客家文化一方面保留了中原文化的主流特征，另一方面又容納了所在地民族的文化精華。有人說：有太陽的地方就有中國人，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客家人。由于客家人行走天下，移民世界，且在海外商界不乏成功者，因此有“東方猶太人”之稱。

客家因遷徙而產生，遷徙的過程無疑是艱辛的，但客家先民披荊斬棘，排除萬難，“逢山開路，遇水架橋”，盡管處在偏僻山區，卻絲毫不減客家人向外發展的闖勁，反而造就了他們堅韌的品性。

相對而言，莆田人更多地表現出他們的“靈巧”，而客家人的“堅韌”則令人印象深刻。無論是莆田人在商場的敢闖敢拼，還是客家人在流浪中的求生存求壯大，都賦予了他們具有東方特色的“猶太血統”。

我的文學成就與“海納百川”有關

孫紹振坦言，他的文學成就與海納百川的福建精神有很大關系：“由于福建與港臺在地緣上很接近，而且華人華僑比較多，與港澳臺同胞往來較為密切，自然而然注入了許多新鮮的文化血液 ，使我們的文化比較開放。地緣上的優勢使文化交流渠道增多，能夠突破一些禁錮和封鎖，那么自然就形成一定的思想基礎和趣味基礎，在這里，思想的火花一旦有機會就會爆發出來。”

“我個人的情況比較特殊，雖然我的祖籍在福建，卻是在上海和北京長大的。即便如此，當我帶著北京最先進最開放的民主和科學精神回到福建時，我與這里的氛圍一拍即合，這片土壤給我了自由思考的空間，讓我擁有自己的思想。”

如今孫紹振已在福建生活了50幾個春秋，他對福建有著深厚的感情。孫紹振曾在文章中深情自白，“在泉州，我度過了我生命中最為艱難的日子。但是，留在我記憶中的泉州，不是苦難的煉獄，而是精神的庇護所。如果要我選擇靈魂的故鄉，我將毫無猶豫地選擇泉州，并且為此而感到自豪。”泉州之后，他的腳步遍布福建，福州、廈門……都給他留下了美好回憶。或許對孫紹振而言，50年前泉州街頭小販特意為他留起的煙熏筍、桂圓干，以及那些在料峭的早春與他一起下田挖土的鄉民，早已最好地詮釋了“尊重差異、和諧共生”的福建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