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則徐（1785年—1850年）與魏源（1794年—1875年）不僅是我國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愛國者，而且也是我國近代優良文化的代表者，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率先“開眼看世界”的有重要影響的歷史人物。他們的思想都隨著時代潮流而前進，在中國近代歷史的進程中，都起巨大的促進作用。他們在生活經歷，抵抗外敵入侵，學習西方“長技”，籌備海防，致力于經世致用之學等方面均有很多相同或相似之處。經世之學對林則徐與魏源一生事跡有極為密切的關系。研究這兩人的經世思想，對認識經世思想在我國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及船政文化的影響，無疑是有所裨益的。
一、共同的經世理念
經世之學，也叫經世致用之學，是明末清初大學者顧炎武等人針對理學的學非所用，用非所學的流弊而提出注重實際，一切務實，解決理論聯系實踐的優良學風和作風。林則徐、魏源都出生于乾隆末年，正是“康乾盛世”走向衰敗的轉折時期，政治黑暗，賦稅負擔沉重，人民生活困苦，貪污公行，軍備廢弛，社會矛盾激化，到處出現農民起義，少數民族起來反抗，這種社會矛盾，民族危機，使得統治階級惶惶不可終日。后來嘉慶、道光間，社會崇尚空洞的學風，京官中實在好學者，百不得一。諸多學子多埋頭于注經考據，或是著書空言應付；另有士大夫們搞儒學章句集注，或是一心想為官，不肯讀書，全力搞交游應酬。針對這種局面，頗具憂患意識的知識分子中的精英和頭腦清醒的官員試圖從古老的思想學術中尋找救世良方，于是一股經世思潮就應時而生，方興未艾。經世思潮，表現在學術上的今文經學的發展和史地學的崛起，在思想文化領域或表現為經世實務主張的提出。乾隆時期就出現了清代今文經學的開山祖師莊存與，他主張“研經求實用”“不專為漢、宋箋注之學（1）”，反對脫離實際。他的外孫劉逢祿發展了莊氏主張，使今文經學形成一個學派。劉逢祿著重研究《春秋公羊傳》，承繼公羊學家著眼現實，主張社會進化的思想，提倡社會變革，認為“天下無久而不弊之道，窮則必變，變必反其本”（2）。但劉逢祿闡述的經世變革思想還是初步的，繼之而起的龔自珍、魏源更是借助于今文經學大抒經世之志。
魏源與龔自珍同出于主張經世致用的今文學家劉逢祿的門第，龔自珍主張聯系現實，提倡通經致用，為文多以政治觀點而發，富有戰斗性，堪稱“開一代風氣”的今文經學家。他認為“自古及今，法無不改，勢無不積，事例無不變遷，風氣無不移易”（3）。強調萬事萬物都處于變化之中。他極力提倡“更法”，“改圖”，揭露清王朝的腐朽，洋溢著愛國主義的熱情。時以奇才名天下者，一為龔自珍，一為魏源。魏源還跟過力主究心經世之術的漢學家胡承珙探究漢學、詩義；還曾向論事必行，學以修己的經世今文大師，人稱鏡堂先生的姚學塽請教宋學；他通過猛攻經史吸收經世的精髓，不斷充實自己。更加上成為知己的一貫留心于經世之學，遇事激昂奮發的姚瑩；還有博研群書，足跡半天下，生平尤篤風義，喜振拔孤寒的鄧湘皋。魏源能從各色人物中兼收不同的思想養份，從而堅定了他的經世主張和治世的實踐。
林則徐在鰲峰書院七年的求學中，在經世大師鄭光策老師的教導下，立定志向，博覽群書。鄭光策平時“留心經世之學”（4），鄭光策經常向學生強調“不已”的進取精神，并說：不已者，造道之大業，學圣之極功（5），梁章鉅祖居長樂，清初遷至福州屏山山麓的賽月亭，和林則徐毗鄰而居，他是“書香世業”的家族。鄭光策是他的老師，又是梁的岳父，林則徐又是梁的同學，關系非常密切。梁章鉅曾提到：“究達素心共，惟君情最深。”（6）他們在師業的渲染下具有共同的“經邦濟世”的理想。林則徐很小的時候就聽到父親談到林雨化（希五）的高尚品格。林希五與林則徐的父親林賓日是真率會的主要成員，林希五任過寧德教諭。他為人梗直，因抨擊當時福建按察使錢受椿貪污而慘遭迫害下獄，后受迫害被遣戍新疆。錢受椿還要強迫希五認罪，揚言只有認罪，即可“出獄”，遭到有骨氣的希五堅決拒絕。他為此寫了《辨惑》一文：“予以自為謀者，道義之守也。利害吾不敢知。吾所知者道義而已。”“蓋守道安命，君子所以立身行險，僥幸有寧死而不為者，此吾所以自信也。”（7）他曾對學生強調“學先辨志”，并身體力行，辨志守道，堅守信念。嘉慶十一年（1806年），林則徐跟父親參加同里每月一次的聚會。這里耆宿和名流群集，在坐的就有林則徐慕名已久的林希五先生，其言談給二十一歲的林則徐留下極深刻的印象，以后，他又去見希五，不料希五竟將文集交林則徐閱讀并請作序。林則徐“袖歸卒讀之，漏下三刻，反復若不能已”（8）。其中，林希五為人處世的高尚品格，深深地在他的心中打下烙印。林則徐稱：
先生梗直獨操，出于天性。而道高毀來，身處冷官，觸怒權貴，至于文致周內，下獄投荒，垂白在堂，孤身萬里，士君子固有遇人不淑，守正被害如先生者乎？此固見者之所怒目，而聞者之所扼腕也。觀集中《辨惑》一首，指陳道義，炳若日星，讀圣賢書。所學何事，古今人不平則鳴，大率類此（9）。
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儒家優良文化的傳統和道德力量，在少年林則徐身上也同樣得到體現。
在鰲峰書院掌教的陳壽祺（1771年~1834年），字恭甫，號左海，閩縣人，進士出身。道光二年主鰲峰書院。他進一步發展了鄭光策的經世辦學的思想，提倡“儒者窮經將以致用”，指出：“平日探索典訓，辨核是非，討論古今，通知時務，處可立言以傳世，出可敷政而佐時也。”陳壽祺教育學生讀書，不但要讀“四書五經”之書，而且“經解策問尤皆諸生所當究心。”他把明末顧炎武的《天下群國利病書》、徐光啟的《農政全書》以及《歷代名醫奏議》都作為學生必讀之書，并認為“通知古今，可施實用，此皆問政之津梁也”（10）。壽祺主掌鰲峰時，林則徐已離開，但林則徐在14歲時就通過其父林賓日認識了比他大14歲的陳壽祺。日后，他們交往密切，共同探討政見，抒發抱負，志同道合，成為忘年之交。陳壽祺的經世致用思想，在早年對林則徐起了啟發的作用。林則徐在詩中曾提到“束髻讀公文”，證明林則徐在少年時代曾讀過陳壽祺的文章，并深受影響。當時鰲峰書院的山長陳壽祺曾寫過《知恥談》、《義利辨》、《論科舉》等作為書院的范文，也作為諸生行為的準則。尤其《知恥談》特別強調“重廉恥而敦禮讓，廉恥重而后有氣節，禮節敦而后有法度”（11）。《義利辨》則認為“利者義之和也”（12）。這種義利統一觀，正是經世派的主張。陳壽祺反對專門利己，認為專門“利己必至害”（13）。他要求學生立世行事，做到富不能淫，威不能屈。后來林則徐從政的種種表現，利他的高尚思想，都可以看出以上前輩和同仁對他的良好的影響。
二、相通的“開眼看世界”思路
林則徐是近代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民族英雄，也是“清代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提倡翻譯西書，實為開創近代西學之先河。他在鴉片戰爭中，除盡先了解廣州情況外，并“日日刺探西事”，“時常探訪夷情”。為了制定斗爭策略，他通過廣州美國傳教士、醫生伯駕譯出《各國律例》一書若干段，從中了解到自己的所堅持的夾帶鴉片者“人即正法，貨盡沒官”的主張是符合國際律例的（14）。而且還組織編譯了《四洲志》及《華事夷言》等書。從而掌握了抗英斗爭的主動權。他在和外國人接觸打交道中不斷進步，不斷改進自己的工作方法和斗爭策略。為了集中打擊一小撮頑固的侵略分子，保持同各國之間的正常貿易往來，他在《會奏穿鼻，尖沙嘴屢次轟擊夷船情形折》中明確地提出了“奉法者來，抗法者去”的方針。又如1839年8月，他偕同鄧廷楨巡視沃門，以爭取葡萄牙中立，防止沃門成為英國走私鴉片的基地。
以道光皇帝為首的當權派在外國侵略的壓力下，把林則徐革職后，魏源成為繼林則徐而起的開眼看世界的集大成者。林則徐與魏源的思路相通之處比比皆是。林則徐的“察訪夷情”、“諳夷性”發展到魏源的“悉夷情”。魏源在《道光洋艘征撫記》中記述了林則徐初到廣州便“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譯西書”的情形，刻畫了琦善的閉關心態，如琦善在廣州自稱：“我不似林總督，以天朝大吏，終日刺探外洋情事。”（15）魏源所撰的《海國圖志》與林則徐主持編譯的《四洲志》脈絡相承。1841年林則徐從浙東效力到前往伊犁的途中經過京口（今江蘇鎮江），與魏源相逢。據魏源在《江口晤林少穆制府》詩中稱：“萬感茫茫日，相逢一語無。”并在注中寫道：“時林公囑撰《海國圖志》。”（16）《四洲志》等書的編譯是林則徐打開眺望世界的第一扇窗口，《海國圖志》的編撰則為進一步了解世界走上了一個新的臺階。魏源在《海國圖志敘》中稱：該書“何所據？一據前兩廣總督林尚書所譯西夷之《四洲志》，再據歷代史志及明以來島志及近日夷圖、夷語。鉤稽貫串，創榛辟莽，前驅先路。”（17）魏源在《海國圖志》中批評了封建士人那種閉目塞聽、不去也根本不愿去“悉夷情”的積習，認為“儒者著書，惟知九洲以內，至塞外諸藩，則若疑若昧，荒外諸服，則若有若無”，“徒知侈張中華，未睹寰瀛之大”，以至于“一旦有事，則或詢英夷國都與俄羅斯國都相去遠近，或詢英夷何可通回部”。為此，他強調：“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18）
三、師夷制夷的海防戰略思想
林則徐在鴉片戰爭時期，了解到對付陰險狡猾的洋人是很艱難的，因為他也知道“禁煙妨礙奸夷大利，必有困難”，但他仍然“不稍存畏葸之心”，而堅決守衛海防，反抗外來侵略。
他在抗擊英國侵略者中，首先提出：“夷情叵測，宜周密計劃，詳情探報”。（19）就是要在詳細探測的基礎上，要有周密的抗敵計劃，打有準備之戰。其次，他提出在戰略上要樹立殺敵的信心。他認為“破敵首重膽氣，膽大氣益者必勝”（20）。再次，他提出具體的戰術。如“夷兵船雖長若干丈，爾等不必看得他長，雖有大炮若干門，爾等不必畏他炮多而大。因夷炮惟在兩旁，我師只要攻其頭尾”。駛近夷船進行偷襲時，“我船俱須分左右翼，如雁翅斜向其船撲攏，方能聚得多船，且火器不致誤擲。”“再兼察看潮勢，風向則必得勝矣”“此惟在舵工配合得力，巧者勝后加賞”。在攻打夷船中，林則徐提出“炮火能及之處，即先開炮；至烏槍可及之處，使兼開槍；噴筒、火罐能及之處，則隨使用之，多多益善。總須擲到夷船，不至誤擲”。“兵勇過船遇夷人，使用刀砍其首級，留在隨后統算，不可急獻首級，轉誤要事。砍夷人外，其船內之物，如舵車、繩篷全行砍斷”。上面林則徐所指出的“夷兵船雖長若干丈，爾等不必看得他長，雖有大炮若干門，爾等不必畏他炮多而大。”他還擬出獎勵殺敵的辦法，大大地鼓舞了英勇殺敵的將士。他看到清政府一貫重陸師而輕水師，因而提出指揮者要提高近代戰爭的知識、才能，士兵必須習于海戰。因此他在廣東抗夷中提出：“洋面的小船上應查明備用也，大小炮位應演驗拔用也，火船水勇宜整理排用也”（21）。這“三用”的理論，就是林則徐練兵整頓水師精群的思想。他還是提出：“水道要口宜堵塞嚴防也。防備夷船攻破虎門，深入堂奧。”（22）
他曾向奕山指出：“外海戰船宜分別籌辦也。查洋面水戰系英夷長技。如夷船逃出虎門外面，非單薄之船以資制勝。上年曾經商定式樣，旋因局面更改未及制辦，其船樣尚存虎門寨，如即取來，斟酌趕緊制造，分路購料，多集匠人，大約四個月之內可成二十船，以后陸續造成，總得有船一百只，始可敷用，此系海疆長久之計（23）。這些林則徐的守衛海防的戰略，戰術思想全部已被魏源吸收進《海國圖志籌海總論》之中。林則徐認為：“船、炮、水軍三不可缺一”（24）。“竊謂剿夷而不謀船、炮、水軍，是自取敗也（25）”。他還提出：“剿夷有八字要言，器精，技熟，膽壯，心齊而已”（26）。
魏源對鴉片戰爭中腐敗無能的清王朝統治者“爭戰爭和”，“忽戰忽和”舉棋不定，幼稚可笑的行徑，進行了猛烈的抨擊。提出了堅守為攻的戰略。歌頌了抵抗派林則徐是難得的人才，他用“群飛海水怒聞雷”的強烈詩句，反映了人民群眾對投降派和侵略者的互相勾結的無比激怒。從林則徐的“制炮造船，則制夷已可裕如”發展到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魏源在《道光洋艘征撫記》中對林則徐“制炮造船”等思想作了精湛的概括，認為林則徐奏言“中國造船鑄炮，至多不過三百萬，即可師敵之長技以制敵”（27）。盡管林則徐本人并沒有如此的概括，但魏源在《海國圖志》中提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是對林則徐海防思想的總結和繼承。魏源不但在《海國圖志》的《籌海篇》中傳承和發展了林則徐“以守為戰”、“粵民可用”等思想，而且進一步就如何制炮造船提出了具體的建議。他指出：“宜師夷長技以制夷。夷之長技有三：一戰艦，二火器，三養兵、練兵之法”，“是英夷船炮在中國視為絕技，在西洋各國視為尋常。廣東互市二百年，始則奇技淫巧受之，繼則邪教煙毒受之；請于廣東虎門外之沙角、大角二處。置造船廠一，火器局一。行取佛蘭西、彌利堅二國各來夷目一二人，分攜西洋工匠至粵，司造船械……而盡得西洋之長技為中國之長技”（28）。林則徐與魏源的經世思想不但成為鴉片戰爭前后經世思潮的主流，而且開中國從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轉型的近代化思潮之先河。
四、師夷制夷與船政文化
在中國封建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的轉變中，林則徐、魏源的思想文化隨著時代的跳動而前進，在近代中國思想文化的進程中，起了發端和啟迪的作用。
社會文化是歷史進程的產物，它隨著不同的歷史時代而演進，社會的發展，文化本身也隨著不斷地變革和創新。
在文化變革的理論上，林則徐敢于打破舊傳統“重道輕藝”的格局，他以“實事求是，不涉時趨”的經世眼光，從探訪夷情，開眼看世界，提出“師敵之長技而制敵”（29）的理論觀念，魏源根據這個提法，后來他在《海國圖志敘》中開宗明義地提出：“是書何以作？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尤其“師夷長技以制夷”這一句，經過魏源發揮，對近代文化觀念的更新和發展，頗有影響。實際上林則徐和魏源是要將中國古老傳統的農業文化與近代西方科技文化和工業文化結合，籍以改變中國古老傳統的農業文化的結構。這種思想是先進的，愛國的。因此在當時就受到國內許多有識之士的支持，尤其洋務派所共鳴。洋務派的首領之一左宗棠在甘肅重刻《海國圖志序》中說：“該書為抵御外侮，自強之道的奇書”“同光間福建設局造輪船，隴中用華匠制槍炮……此魏子（源）所謂師其長技以制之也。”他在這里就明確地表示：自己的洋務及船政事業是林則徐，魏源思想的繼承和實踐。
洋務派早年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林則徐和魏源經世致用思想的影響，這是他們能開眼看世界，接受“師夷長技而制夷”思想的前提。
左宗棠，字季高，湖南湘陽人，他比林則徐小27歲，從小生于一個生活困難的耕讀之家，父親授徒長沙，“非脩脯無從得食”（30）。若逢災年，家中甚至“屑糠為餅食之”（31）。左宗常18歲時結識了以提倡經世致用之學著名的江蘇布政使賀長齡，并經常登門請教，又是長沙城南書院山長經世學家賀熙齡（賀長齡之弟）的學生。因而青年時代即奠定了濟世匡時的志向。
林、左之間，在思想上有很多相通之處，對左宗棠經世思想有影響的著名學者賀長齡兄弟和陶澍與林則徐都有很深的淵源，左宗棠正是通過他們的介紹，特別是通過陶澍與林則徐之間的往來書信、記載，對林則徐的思想與為人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對他的政治見解、思想作風、治學態度由衷欽佩，稱之為“天人”（32）。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左宗棠在致胡林翼的信中傾訴了他對林則徐的敬仰之情，左氏自稱生平“最敬服林文忠”（33），此言不謬也。反之，林則徐也很欣賞左宗棠。道光二十九年秋，林則徐因病開缺回鄉，十一月，船經湘水、沅江至洞庭湖，林派專人至湘陰柳家沖約左宗棠一晤。是月二十一日（1850年1月3日），兩人終于在長沙湘江舟中見面了，林則徐雖初識左宗棠，但“一見傾倒，詫為絕世奇才”（34）。左宗棠在貫徹林則徐，魏源的“師夷長技而制夷”思想中認識十分深刻，他說：“臣于閩浙總督任內，請易購雇為制造，實以西洋各國恃其船炮橫行海上，每以其所有，以傲我所無，不得不師其長在制之”（35）。他又認識到防海的重要性，并說：“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頓水師不可，欲整頓水師，非設局監造輪船不可”（36）。
林、左之間心靈相通，相互欣賞，來源于他們志趣相投，思想合拍，特別是對經世之學的認同與信奉，更使兩人迅速成為志同道合的忘年之交。
林則徐、魏源提出的“師夷長技而制夷”不僅企圖從本國的歷史經驗中去找出路，而是要求人們越過國界，在當時世界大范圍之內去尋找抵御外侮之方，這是劃時代崇高的思想，因此能夠得到洋務派左宗棠，沈葆楨的完全接受，并把它當作洋務運動和船政文化的指導思想加以執行。
福建船政局的另一個創始人和船政文化思想直接執行人沈葆楨，他是林則徐的外甥和女婿，他從小對林則徐也是相當崇敬的。林則徐的家教、為人、處事、作風，對他都有很大的影響力。沈葆楨父親沈廷楓的品德高尚，有真才實學，在讀書人中受到推重，沈葆楨從在父母言行舉止潛移默化下，為人剛直，作風正派。又是鼎鼎有名的愛國者和飽讀詩書的今文學家林昌彜的教導下成長，后來沈葆楨在官場上，十分關心民間疾苦，始終保持著廉潔奉公的銳氣，這并不是偶然的。
沈葆楨作為一位船政大臣，他辦事老誠練達，大力闊斧，具有林則徐的遺風。他與左宗棠兩人一樣，對國家和民族具有一定的責任感。他們意識到當時中國面臨著幾千年來的大變局，遇到的是幾千年來未有之強敵，因而他們主張貫徹林則徐、魏源相同的富國強兵，抵抗外國侵略，以挽救民族危機。他們擔心說不定哪一天因一點小事就會與洋人“兵端立開”。為了避免“臨渴掘井”，所以他們“欲趁此閑暇，購器募匠，試造輪船”（37）。
沈葆楨從清同治六年（1867年）九月開工生產到光緒元年五月（1875年）離職止，前后八年中就造出輪船共計十六艘。平均每六個月就造出一艘輪船，這是歷史上的奇跡。
左宗棠、沈保楨繼承和發展了林則徐和魏源“師夷長技而制夷”的戰略思想，并在切實實施中創造性地發展了如下船政文化的內容：
1、從發展近代軍事企業下手，“奪洋人之所恃”。洋務派以制造火輪兵船為當時之“第一要務”，“先其所急”，專門設立造船廠——福建船政局，是引進西方先進科技和工業的先河。
2、師夷之長技既要“以防外侮”，又要“以利民用”，在辦船政企業時，既考慮軍用，又要考慮化此以利民用，還要掌握制器的原理方法，以促進軍事企業與民用企業并行發展，以達到富國強兵為目的。
3、購器設局，自行制造，貫徹自力更生，獨立自主的方針，為百年后，奠定始基，開拓進取。由于我國懂得近代科學技術人才十分缺乏，不得不雇洋人指導，但采取“能用洋人而不為洋人所用”（38），“自強之本，以操權在我為先”（39）的立場。
4、“船政根本在于學堂”（40）造就人才是船政局的主要任務。附設前、后學堂，大力培養專業技術人才。向國外派遣第一批留學生。同時成為發展中國海軍發源地之一。“希望數十年之后，人才蒸蒸日上，無求于西人矣”。（41）
由此可見洋務派左宗棠、沈保楨已把林則徐、魏源的“師夷長技而制夷”的思想貫徹到造船，制器，培養人才等各方面，從而派生出以上一系列的優良的船政文化。
總之，正因為有了林則徐、魏源的“師夷長技而制夷”戰略思想方針的指導，才能派生出優良的船政文化；通過“船政文化”的具體內涵又體現了林則徐、魏源老一輩的“師夷長技而制夷”的戰略思想方針。船政文化雖然已成為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曾經被一些有識之士所繼承和發揚，但還有深遠的現實意義；而林則徐、魏源的“開眼看世界”、“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戰略思想方針，面對有侵略野心的外國勢力，在今天仍然值得借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