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出版社

走開發式的反貧困道路

我國改革開放初期，體制性變革釋放出巨大的能量，帶來了農村普遍貧困狀況的緩解。之后，針對重點區域給錢給物等“輸血”救濟式的扶貧措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時效。不過，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農村經濟增長對減緩貧困的作用日趨減弱，繼續采用以往增長為主，輔以適當救濟的反貧困戰略，已經很難有效地對減緩貧困發生積極的作用。基于這種形勢，中國政府從1986年開始了大規模的農村扶貧開發，確立了開發式扶貧方針。1989年9月，江澤民在陜西考察工作時指出：“脫貧致富，改變落后面貌，用救濟式的辦法很難實現，只有用開發性的辦法來脫貧，才有強大的生命力。救濟只能救急，而要真正把貧困脫掉，國家固然要給一定的幫助，但基點必須依靠我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此后不久，江澤民在沿著京九線考察扶貧工作時，再次強調：開發式扶貧是我國十多年來扶貧工作中創造的一條最基本的經驗，“走開發式扶貧的路子，增強自我發展能力，才能穩定地走上脫貧致富的道路。我們一路上看的典型都說明了這一點。”在這里，江澤民提出了一個重要認識：要堅持走開發式扶貧的道路。這是我國反貧困思想的一個重要轉折，也是中國開發式扶貧戰略的形成時期。

開發式扶貧包括為貧困地區修建基礎設施，發展貧困地區的教育、給予優惠經濟政策、提供優惠貸款等多項措施。開發式扶貧把貧困地區農民自力更生與國家、社會扶持結合起來，能夠有效開發當地資源發展經濟，增強貧困地區自我積累、自我發展的能力，能夠真正改善貧困地區生產條件，從根本上解決貧困問題。同時，這種扶貧方式講求投入產出效益，能夠達到扶貧成本低、扶貧效果高的效果，是解決溫飽、實現脫貧致富的根本出路。

開發式扶貧思想的提出既是對之前扶貧經驗的總結，也是針對當時的貧困狀況提出的新思路。《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即遵循了這一理念，強調要在發展中改善貧困地區的面貌，創造解決貧困人口溫飽條件的基礎，增強貧困群眾和貧困地區的“造血”能力，將著眼點放到了貧困人口的自身上，強調要普及初等教育，掃除青壯年文盲，開展成人職業教育和技術培訓；針對城市貧困人口，在制定各種救濟式的社會保障措施的基礎上，著重開展了“再就業工程”，給予下崗職工和失業人員以再就業培訓，使其適應當前的市場需求，這些都為我國貧困人口的持續脫貧奠定了較為堅實的基礎。

走開發式的反貧困道路，不再是單純的政府救濟，而是要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思想，將國家扶持同貧困地區及貧困人口的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相結合，努力增強自我積累、自我發展的能力，做到物盡其用，人盡其才，使貧困地區及貧困人口能從根本上擺脫貧困，實現“越扶人越勤，越勤人越富”，這也是開發式扶貧的真諦所在。

走改革創新的反貧困道路

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實現自我完善和發展的根本途徑，這實際上就是一個體制創新的問題。江澤民強調，我們要隨著時間的發展不斷深化對社會主義的認識。1992年，以江澤民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繼承和發展了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成果，明確提出在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貧困問題出現了復雜化現象，當反貧困遇到市場經濟，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始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把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擺在了首位，江澤民說：我們進行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更好地實現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斷提高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對于生活遇到暫時困難的群眾，我們要滿腔熱情和高度負責地關心他們”。面對市場經濟給貧困地區帶來的不利影響，黨中央采取與時俱進、積極應對的方針，根據反貧困實踐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不斷調整反貧困的方針和政策。“八七計劃”就是黨中央、國務院根據反貧困的嚴峻局面，開拓創新所推出的新舉措，即集中力量努力打贏反貧困的“攻堅戰”。

如果說中國共產黨在農村貧困問題上的長久經驗使得其在面臨市場經濟變革給農村帶來的不利影響時可以從容應對，那么市場經濟給城市

帶來的貧困問題卻是前所未有的新考驗，值得稱道的是，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仍然能夠毫無畏懼、勇往直前，創造性地制定各項社會保障措施，開展再就業工程，有效地緩解了城市貧困。正如江澤民所說，我們進行扶貧開發工作所取得的成就，一方面是堅持貫徹了鄧小平理論，另一重要方面就是不斷深化改革的結果。實踐也一再證明，如果不進行體制改革和創新，那么我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許多問題就沒法解決，就找不到出路。不畏艱難，勇于創新，面對反貧困工作中不斷加大的困難，以一往無前的勇氣推進反貧困的各項改革是這一代領導集體的一個重要側面。

走科教先行的反貧困道路

鄧小平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提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中國共產黨第三代領導集體進一步將“科教興國”確立為國家的基本國策。江澤民指出，“科學技術日益滲透于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各個領域，成為推動現代生產力發展的最活躍的因素”，同樣，反貧困工作也終究離不開科技事業的發展，一如江澤民所指出，“沒有科技興農，要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時間內使兩億多農民擺脫貧困，走上致富奔小康的道路，是不可能的。”

早在1986年，我國就針對農村貧困地區生產技術落后和技術人才的缺失實施了“科技扶貧”，同年批準實施了“星火計劃”——一項旨在通過依靠農業科技進步來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偉大計劃。江澤民充分肯定這一做法，稱“星火計劃是我國科技界的一個創舉，是引導廣大農民依靠科學、戰勝迷信、擺脫貧困、走向富裕的一次偉大實踐。”1994年江澤民在全國扶貧開發工作會議上進一步指出：“堅持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抓好人才培養是關鍵。要把這種創業精神轉化成物質力量，最終要靠發揮勞動者的聰明才智。因此，要把科教扶貧、智力開發擺在重要的位置。”1996年，我國頒布了《1996—2000年全國科技扶貧規劃綱要》，強調要將反貧困工作同提高科技水平與勞動者素質結合起來。2001年制定和頒布了《“十五”科技扶貧發展綱要》，加強科技對扶貧的政策指導。

實施科教反貧，具體措施是：(1)強化農業科技研發、推廣體系，選擇一些成熟可靠、容易掌握、增產增收效果顯著的適用技術，認真加以推廣。江澤民指出：“只要把現有的實用技術推廣開，都可以大幅度增加產量、提高效益，有效解決群眾的溫飽問題。”中央要求每一個貧困地區都要找到適合自己發展的產業，貧困群眾要圍繞該產業掌握相關的實用技術。(2)實行科技副職制度及發達地區與貧困地區的干部交流制度，以幫助貧困地區提高干部科技素質和能力。(3)廣泛推廣科普宣傳，尤其是利用已經發展起來的網絡技術推廣科學技術，對貧困戶開展技能培訓，提高勞動者的素質。(4)加大科技扶貧的資金投入，中央反復強調，“財政再緊張，也要保證技術推廣和培訓的經費”。(5)樹立治貧先治愚，扶貧先扶人的理念。“把科教扶貧、智力開發擺到重要的位置上”，注重對貧困地區群眾素質的培育和引導。在這一時期，相繼開展

了貧困地區義務教育工程、“希望工程”、“春蕾計劃”、綠色證書工程以及跨世紀青年農民科技培訓工程等，在貧困地區普及義務教育，開展農業技術培訓，努力增強貧困人口的“造血”能力。

走協調發展的反貧困道路

社會主義的本質是實現共同富裕，而非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的富裕。然而，由于我國中西部地區先天稟賦不足，經濟發展水平較為落后，集中了我國大部分的貧困人口。加之改革開放以后，為改變普遍貧困的狀況，我國實行了區域非均衡發展戰略，允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這樣，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又進一步拉大。提高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著重解決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從不均衡到逐步均衡的轉換，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客觀要求。

中國共產黨第三代領導集體始終關注貧困落后地區的發展，強調要縮小各地區的發展差距。江澤民強調指出：“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是立足于發揮兩個積極性：既發揮經濟發達地區的積極性，也發揮經濟不發達地區的積極性。”為此，中央一方面繼續支持東部地區的率先發展；另一方面則加強扶貧開發工作，努力扶持中西部地區的發展。不失時機地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開始解決我國區域間發展不平衡的狀況，表明了黨和政府堅決走協調發展道路的意志與決心。

走可持續發展的反貧困道路

可持續發展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共識和選擇，是我國現代化建設中務必長期踐行的重大戰略。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適時地提出并實施了可持續發展戰略。1996年7月，江澤民在第四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上指出：“在現代化建設中，必須把實現可持續發展作為一個重大戰略。要把控制人口、節約資源、保護環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長與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使經濟建設與資源、環境相協調，實現良性循環。”在世界上一些發展中國家，貧困、人口增長和環境破壞之間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在我們國家的一些地方也是如此。因而，正確處理人口、環境、資源的關系，樹立正確的扶貧開發觀，是我國扶貧開發工作中需要關注的一個大問題。當時，主要從兩大方面做起。

一是將反貧困同計劃生育相結合，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江澤民多次強調要將計劃生育與反貧困工作相結合，經濟要發展，人口要控制，人口素質要提高，從根本上扭轉部分地區“越窮越生、越生越窮”的局面，大力加強貧困地區計劃生育服務網絡建設，真正處理好人口與發展的密切關系，完成好歷史的使命，為子孫后代留有并創造良好的生存環境。

二是將反貧困同合理利用資源、保護生態環境相結合。江澤民多次強調我國絕對不走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壞后恢復的發展道路，絕不以犧牲環境為代價追求一時的脫貧率。在反貧困過程中，堅決不以浪費資源和犧牲環境為代價，不以過度開發資源，破壞生態環境換取一時的經濟

發展與脫貧成效，不干吃祖宗飯、斷子孫路的破壞性發展。1992年，在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召開后，我國立即行動起來，制定并出臺了《中國環境與發展的十大對策》，作為我國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的指導方針；1993年又制定了《中國21世紀議程——中國21世紀人口、環境與發展白皮書》，在國內予以廣泛宣傳，提高全民節約及環保意識；同時，我國也加快了環境立法的步伐，將環保計劃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加強環境科研，積極推行清潔生產、生態農業，在堅持四大林業生態工程的基礎上，相繼啟動了六大林業生態工程。

在反貧困的過程中，走可持續發展道路是中國對世界的承諾，更是為貧困地區長遠發展作出的選擇。黨中央對可持續發展的重視，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環境污染及生態破壞的勢頭。

推動世界反貧困進程，為世界反貧困提供中國智慧

貧困是一個全球性的社會問題，反貧困也一直是世界各國共同面臨的任務。近代以來，中國就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但新中國成立以后，特別是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以后，中國在消除貧困、改善民生方面取得了歷史性的進步。但是，與發達國家的貧困特征有所不同，中國屬于發展中國家，不僅絕對貧困與相對貧困并存，且以絕對貧困居多，甚至部分貧困群體還存在著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狀況。同時，城鄉二元結構導致了農村貧困發生率高于城市，農村貧困與城市貧困共存的情況。

中國共產黨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在反貧困實踐方面取得的成就，也是世界反貧困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按照世界銀行統計，我國在1990年到1998年間，農村貧困人口從2.8億人下降到1.06億人，平均每年減少0.2175億人，而與此同時世界貧困人口卻上升了0.65億人；從貧困人口的比重來看，中國農村貧困人口的比重在這八年間下降了19.8個百分點，而世界貧困人口比重卻只下降了1.9個百分點。可以說，中國反貧困實踐取得的偉大成績，推動了世界反貧困的進程。中國成為當時世界上減少貧困人口最多的國家。在世界范圍內，之前還沒有哪一個發展中國家能做到這樣。世界上最為權威的幾大組織都承認，“脫貧”已經成為這一時期中國最為重要的成就之一。中國被譽為“世界扶貧事業的力量”，可謂實至名歸。誠如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所言：“中國的這一成就為發展中國家，甚至整個世界提供了一種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