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深入挖掘抗戰老兵事跡，傳承紅色基因，省退役軍人事務廳聯合各地市退役軍人事務部門開展走進抗戰老兵家庭，重溫抗戰歷史系列活動。廳官網官微開辟“致敬抗戰老兵”專欄對此進行系列宣傳，今日推出《烽火淬煉的平凡英雄，老兵胡紹星的“沉默”功勛》的故事。

在南平市順昌縣塔山路的林業局災后重建安置房里，102歲的胡紹星坐在藤椅上，陽光掠過他布滿老年斑的手背。這位已有些失聰的老人，很少對鄰居說起過去的事。只有四兒子胡天文知道，父親箱底鎖著的那些泛黃紙張——慰問信、褪色的軍人證、邊角磨破的榮譽證書，里面藏著一段橫跨大半個中國、穿越烽火硝煙的傳奇。

“父親一輩子不愛說話，可那些證上的紅章，比任何語言都有分量。”胡天文記得，第一次幫父親整理舊物時，指尖撫過“中國遠征軍”“第四野戰軍”“抗美援朝”等字樣，才驚覺這位不識字的父親，竟把大半個世紀的家國記憶，都鎖進了沉默里。

有時家庭聚餐，晚輩們聊起誰去了哪個國家旅游，老人會突然插一句玩笑，“你們都沒我本事，我出過兩次國。”眾人笑起來時，他自己也咧開嘴，眼里閃過一絲不易察覺的自豪——那是遠征軍入緬作戰、抗美援朝跨過鴨綠江的歲月，藏在玩笑里的，是他從未細說的血與淚。

1942年，胡紹星的家鄉浙江省義烏市蘇溪鎮遭到日寇的殘忍屠殺，年輕的胡紹星含淚加入了當時國民革命軍中國遠征軍。在緬北滇西的崇山峻嶺中，他和戰友們用血肉之軀抗擊日軍，殲滅三萬余敵人。1945年1月，畹町會師的歡呼猶在耳畔，他又隨部隊輾轉緬甸和我國云南，編入新組建的汽車二十團，成了一名駕駛兵。從昆明到蘭州，再西行至新疆哈密，車輪碾過萬里路，他不僅練就了一手修車絕活，更在與日軍坂田師團的激戰中，把“不怕死”三個字刻進了骨子里。

“那會兒他哪懂什么番號，只知道跟著隊伍走，打跑鬼子就行。”胡天文說，父親總回避談論戰斗細節，唯獨提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那天，會突然挺直腰板。那天他在哈密的營房外，對著南方連磕三個頭，“爹娘，我終于能回家了”。

順昌縣退役軍人事務局副局長林禧是近年來常來探望胡紹星的人之一。“第一次上門采集信息時，老人只說自己‘當過兵’，多一個字都不肯講。”林禧笑著回憶，后來還是在胡天文的幫助下，才一點點拼湊出這段震撼的經歷，“像胡老這樣的老兵，把功勛藏在心底，把奉獻融進生命，是我們最該敬重的人。”

1947年，部隊起義，胡紹星迎來新生。兩年后，天津解放的炮聲中，他因會開各式坦克，被首長點名調往北京，成了坦克兵主教官。一個不識字的農民，要手把手教新戰士拆裝坦克、講解構造，其中的難可想而知。可他憑著一股韌勁，硬是把這項“必修課”教得扎實，成了部隊里特殊的“文化人”。

1950年，抗美援朝的號角吹響，胡紹星又穿上軍裝，編入第四野戰軍裝甲汽車5團，負責往前線運送物資。一次陰雨天，炮彈在車旁炸開，彈片鉆進他的腿中，鮮血浸透了褲管。他咬著牙踩油門，直到把物資送到陣地，才一頭栽倒在雪地里。“他從不提疼，只說‘比起犧牲的弟兄，我這算啥’。”胡天文紅著眼眶回憶，父親腿上的傷疤，至今還像條蜿蜒的河。

1952年回國后，傷愈后的胡紹星拿著二級殘疾證，先在浙江軍區給師長開車，后來轉業到國家建筑工程部。從河南洛陽第一拖拉機制造廠的廠房，到江西新余鋼鐵廠的高爐，再到福建順昌的林區，他把戰場的拼勁用到了建設上。“工地上別人休息，他還在琢磨機器，說‘國家要強大，就得有好廠子’。”胡天文說，父親總把這句話掛在嘴邊。

林禧每次和同事上門，都會陪老人一起看會兒軍事新聞。“胡老握著我的手，濕紅了眼眶，說‘能看到現在的中國，值了’。”林禧感慨道，這些老兵從不炫耀過往，卻用一生踐行著“為國奉獻”的誓言，“他們的經歷，是我們開展國防教育最生動的教材。”

如今，胡紹星的聽力越來越差，胡天文湊到他耳邊喊“老爸”，他會緩緩轉頭，咧開嘴笑。他依舊不愛提過去，只是看到電視里閱兵的畫面，會悄悄坐直身子，手指在膝蓋上輕輕敲擊，像在打節拍——那是當年軍歌的節奏。

“他總說自己平凡，可在我們心里，他是英雄。”胡天文望著父親的背影說，父親的沉默里，是對犧牲戰友的懷念，是對國家的忠誠，更是老一輩軍人“舍小家為國家”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