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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障言論自由，網絡輿論監督不能邊緣化

假如沒有網絡輿論監督，一些事件的真相可能被繼續掩蓋，一些問題官員可能仍舊身居高位，百姓的合理訴求找不到快速有效解決的渠道。

網絡輿論監督向人們展示了從未有過的力量。公眾發表的意見在網絡中集合，進而形成無法忽視的社會輿論壓力。這種壓力延伸到現實生活中，引起政府高層對腐敗問題的關注，從而對政治民主的發展起到推動作用。

今年3月，新聞出版總署署長、國家版權局局長柳斌杰在新華網與網民在線交流時表示，網絡是表達社情民意的很好平臺，它在社會監督方面也發揮著重要作用，應提倡利用網絡這種先進的傳播工具加強社會輿論監督。

“盡管輿論監督的效果和重要性越來越得到社會的認同，但輿論監督邊緣化的問題始終是當前監督體制薄弱的關鍵。”毛昭暉教授認為。

毛昭暉告訴記者，由于我國的輿論監督并不是獨立的媒體力量依照法律對政府進行自主監督，而是依照當前政策需要而進行的一種自上而下的媒體監督，本質層面上還是一種體系內監督。媒體監督的權利受到政治環境的制約，往往重大的批評報道，都要得到主管機構的指示和批準。而且我國現有的政策、法律體系對輿論監督的限定和保護十分欠缺，法律的缺失影響的不僅僅是輿論監督的效果。由于沒有約束，一些地方和部門往往利用手中的公權力，常常會以影響團結、社會和諧穩定和工作正常開展等理由設置種種障礙，來阻撓媒體進行輿論監督，對輿論監督者的合法權利甚至人身自由進行粗暴侵犯。

僅今年7月就發生了三起粗暴侵犯甚至以刑事手段“對付”記者的事件:28日，《經濟觀察報》記者被浙江遂昌警方全國網上通緝;29日，《華夏時報》女記者被不明身份的人打成重傷;30日，4名青年男子擅自闖入每日經濟新聞報社，辱罵、推搡記者。

從湖南省石門縣委宣傳部發公函辱罵記者到遼寧省西豐縣原縣委書記派民警進京抓記者，再到眼前的記者被通緝，諸多荒唐事件的背后，是一些地方政府部門企圖用公權力壓制網絡輿論和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

雖然憲法明確規定公眾有言論自由，但只因揭露了肖傳國學術造假，方舟子就遭到對方的雇兇毆打;河南靈寶青年王帥因網上舉報違規征地被千里抓捕……

這些例子已經給我們敲響了警鐘，如何保障公民言論自由，讓新聞媒體依法行使輿論監督權是有關部門應思考和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