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官不易”背后的真問題

剛剛過去的春節長假，對一些干部來說，過得有些“乏味”：年禮沒人送了，單位福利不濫發了，不敢開著公車走親訪友了，有人宴請也不敢貿然答應了，窩在家里過了個“裸年”。

豈止是春節。去年以來，治吏之網日漸收緊，一系列針對領導干部和黨政機關的“禁”字頭舉措密集出臺，內容不僅涉及工作要求，還細化到生活領域，給干部戴上了一道道“緊箍咒”，使不少人如履薄冰：不能坐好車了，不能喝好酒了，不敢上酒店了，連辦公室也要擠一擠了……

于是，一些人感慨，現在官不好當了，當官沒意思了。“為官不易”“官不聊生”之嘆油然而生。

顯然，“官不聊生”與“民不聊生”不是一個概念。官員有固定的職業，有穩定的收入，有良好的社會保障，有福利待遇。所以，“官不聊生”并非指生活狀況。既然如此，為什么還有人說“官不聊生”呢？細細分析，原來是在正風肅紀之下，一些人不能再像以前那樣可以以權謀私、為所欲為了，群眾期盼更高、從政標準更嚴、肩上擔子更重、壓力更大了，一言一行都得接受組織、群眾和社會的嚴格監督。

對干部來說，“官不聊生”多少有些矯情。本來，當官就需要清正廉明。“在官惟明，蒞事惟平，立身惟清”，中央出臺的“清規戒律”就是為官從政的行為規范，身為干部理應嚴格遵守。中央的一系列治吏之舉，劍指的問題都是本不該發生的，都是老百姓深惡痛絕的，也與政治清明背道而馳。治國首在治吏，整治與規范，意在將“亂走”的權力趕入“籠中”。況且，禁令扶正祛邪，對干部也是一種愛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