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霞影院一区二区三区,国产精品一区二区男女羞羞无遮挡,久久精品国产精品,在线观看wwwxxxx

本報訊(記者羅丹陽)日前，交通運輸部有關職責和機構編制調整已基本到位，標志著交通運輸大部門體制改革完成落實，交通運輸部接手管理國家鐵路局、中國民航局、國家郵政局。交通運輸部增設了政策研究室，負責綜合交通運輸的體制改革工作。

大交通部統籌鐵路、民航和郵政

此前，交通部長楊傳堂在兩會“部長通道”接受采訪時曾表示，大交通部將于本月14日到位。

去年3月《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獲得通過，其中提出實行鐵路政企分開，將鐵道部擬定鐵路發展規劃和政策的行政職責劃入交通運輸部，交通運輸部統籌規劃鐵路、公路、水路、民航發展。去年11月，《中央編辦關于交通運輸部有關職責和機構編制調整的通知》正式印發，對大交通部的調整方法和架構做出明確說明。

《通知》明確，交通運輸部管理國家鐵路局、中國民航局、國家郵政局，負責推進綜合交通運輸體系建設，統籌規劃鐵路、公路、水路、民航以及郵政行業發展。除此之外，交通運輸部還負責擬定交通發展戰略、政策和法規、指導規劃，起草涉及綜合交通運輸的法律、法規、草案等。

增設政策研究室負責體制改革

此外，《通知》還對交通運輸部一些內設機構做出調整。北京青年報記者注意到，這些調整也已經基本完成，交通部網站左側已經有了國家鐵路局、中國民航局和國家郵政局的鏈接，而在“司局子站”一欄，也已經是最新的機構設置。但在“組織機構”鏈接內，機構設置仍然顯示的是以前交通運輸部的架構。

交通運輸部增設了政策研究室，負責綜合交通運輸體制改革的有關工作，并指導公路、水路行業以及地方交通運輸體制的改革，此外重大政策研究、新聞宣傳和文件報告起草也由政策研究室負責。而以前的政策法規司則改名為法制司。

同時，此前的道路運輸司(出租汽車行業指導辦公室)調整為運輸司，安全監督司(應急辦公室)調整為安全與質量監督管理司(應急辦公室)，將財務司、人事勞動司分別更名為財務審計司和人事教育司。

海上溢油事件將有應急處置預案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海上搜救中心的名字后邊增加了“中國海上溢油應急中心”。據《中國交通報》報道，交通運輸部在大部制改革的同時，牽頭組織編制國家重大海上溢油應急處置預案并組織實施。

根據交通部網站介紹，與交通運輸部應急辦公室合署辦公的中國海上搜救中心將負責國家海上搜救和船舶污染事故等應急處置工作、國家海上搜救應急反應機制有關具體工作，以及組織、協調、指揮重大海上溢油應急處置等有關工作和防抗海盜有關工作。

對話人：張建南

中央紀委駐最高法紀檢組組長

去年，中央紀委監察部公布了最新的派駐機構及與其合署辦公的內設機構紀檢組組長(紀委書記)名單，共51人。

三中全會提出，要全面落實中央紀委向中央一級黨和國家機關派駐紀檢機構，實行統一名稱、統一管理。派駐機構對派出機關負責，履行監督職責。這是中央對派駐機構做出的重大改革。

前天下午廣西團審議結束后，列席審議的中央紀委監察部駐最高人民法院紀檢組組長張建南接受了北京青年報記者的采訪。他表示，今年要加大司法腐敗案件的查處力度，對司法領域內的腐敗現象保持零容忍態度。

北青報：十八大以來，紀檢監察領域進行了很多改革。根據您的工作感受，紀檢改革思路是怎樣的？

張建南：中央要求紀檢監察機關必須突出主業。聚焦到反腐敗這個中心任務上來，主要是抓好監督、執紀和問責工作。過去，紀檢監察機關要管好多事，結果是該管的沒管好，不該管的管不好。現在王岐山書記希望該由紀檢機關承擔的要做好，不該紀檢機關承擔的要交還給主責部門，做到不越位、不缺位、不錯位。同時，中央要求紀檢部門查辦腐敗案件要以上級紀委領導為主，我理解這樣既有利于加強對查案工作的領導，又便于排除查案工作中的阻力。

北青報：中央紀委監察部領導班子成員分別約談了50多位派駐到中央和國家機關的紀檢組組長、紀委書記。您是不是經常要回去開會？

張建南：去年以來，我參加過兩次約談。約談的目的是督促紀檢組長履行好自己的職責。過去有一種傾向，派駐的紀檢組長期在駐在部門工作，還擔任著駐在部門的黨組成員，反而和派出機關接觸較少，慢慢就淡化了派駐意識。現在中央紀委采取約談派駐紀檢組長的辦法，增強了紀檢組長的派駐意識。同時對我們也是一個督促，如果工作沒做好，回去(中央紀委)沒辦法交差啊。(笑)現在看來，這樣的工作壓力，往往能夠較好地轉化為工作的動力。

北青報：是王岐山書記親自和您談嗎？

張建南：如果岐山書記本人和這么多紀檢組長一對一談，那談不過來。中紀委的每位副書記也都分了幾位組長。

北青報：中央紀委派駐紀檢組的工作經費由誰負責？

張建南：現在還是由駐在部門來負責。中央紀委三次全會提出來，派駐機構的工作經費要在駐在部門的預算中單列，這使紀檢組的工作經費得到了更加有力的保障。

北青報：中央紀委提出，紀檢組長不得分管與紀檢監察業務無關的工作。根據這個原則，您的工作需要重新分工嗎？

張建南：除了紀檢工作外，我在最高人民法院一直沒有分管其他業務工作，但據我所知有的地方法院紀檢組長同時還分管信訪、立案、行政裝備等業務工作，這種情況雖然不多但還是有。按中央紀委要求，最高法現已明確提出，從今年開始各級法院的紀檢組長不再分管其他業務工作。不能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否則你監督人家，誰來監督你？

北青報：今年在治理法官腐敗方面有什么新舉措？

張建南：針對個別法官的腐敗問題，最高法院和地方各級法院近年來一直在不斷加大治理力度。實事求是地講，過去雖然查處違紀案件的力度一直在加大，但個別地方法院在對違紀干警進行處理的時候，還是存在失之于軟的問題，覺得現在的法官很辛苦，案多人少，工作壓力大，案子辦多了難免會犯錯，因此處理起來有時下不了手。按照中央的要求，我們現在的態度很明確，就是要對司法腐敗保持零容忍的態度，要毫不手軟地清除害群之馬，對嚴重違紀違法、給司法公信力帶來嚴重傷害的法院干警，必須依紀依法給予最嚴厲的處罰，做到該免職的免職，該處分的處分，該開除的開除，該移送司法的移送司法機關，以保持我們隊伍的純潔性。

文/本報記者 關慶豐

在即將閉幕的今年全國兩會上，“改革”成為了代表、委員們熱議的焦點。李克強總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也把改革作為今年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務，提出向深化改革要動力，強調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全面深化各領域改革。

引人關注的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作為這一輪改革的領導機構，目前其機構設置和人員構成的輪廓已經日漸清晰。在改革已經成為社會各界共識的基礎上，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點在哪里？最大障礙是什么？中央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將在改革進程中扮演什么角色？

深度觀察

深改組辦公室為何設在中央政策研究室

在中央決定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之后，其辦事機構如何設置一度成為外界關注的焦點。此前，外界曾就此有過多種猜測，例如成立一個新的機構作為中央深改組的辦公室，也有人曾提出把中央深改組的辦公室設在國家發改委或中央財經領導小組。

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施芝鴻對北京青年報記者表示，目前中央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辦公室已經確定設在中央政策研究室。

施芝鴻認為，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全面深化改革，概括起來是“5+1+1”。“5”就是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體布局的五個方面，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體制這五個方面的改革，加上黨的建設制度方面的改革，再加上軍隊和國防改革。這次全面深化改革，實際上指的就是上述領域的改革，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內部機構設置，正好和這七大改革領域的全面深化完全對應。

“在這樣的機構設置基礎上存量優化，即再添加一兩個直接服務于中央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內設機構，就能成為中央深改組一個很得力的辦事機構、咨詢機構和信息匯總機構，所以中央這次把深改組的辦公室放在了中央政策研究室的決定是很正確的。”施芝鴻表示，中央政研室長期以來為中央高層的決策提供咨詢服務，而且參與中央重要會議和文件的起草，對改革的全局情況非常熟悉。從這件事情上也可以看出，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嚴格控制機關編制、簡政放權方面，在設置改革辦公機構的時候也體現出來了。

人員罕見高規格 構成逐漸清晰

根據此前已經公布的信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由習近平擔任組長，三位副組長分別為李克強、劉云山、張高麗，四名正副組長均為中央政治局常委，這樣的高規格人員配置被認為體現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權威性以及改革的力度。

在此前央視公布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的報道和電視畫面中，除了上述四位正副組長外，參加會議并在里圈就座的官員還包括(注：按央視攝像機拍攝順序排列)：馬凱、劉延東、許其亮、汪洋、趙樂際、杜青林、王晨、周強、張慶黎、王正偉、王滬寧、劉奇葆、李建國、孟建柱、栗戰書、趙洪祝、郭聲琨、曹建明、周小川等領導同志。

根據報道，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滬寧任中央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秘書長兼辦公室主任，兩名副主任分別是國家發改委副主任穆虹和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潘盛洲。

官方媒體近日發布的消息顯示，3月6日下午，陜西省委副秘書長、省委政研室主任兼省委改革辦主任岳亮在北京拜會了中央改革辦專職副主任穆虹，這是穆虹首次以中央改革辦專職副主任身份在媒體上亮相。資料顯示，穆虹長期在國家計委、發改委工作，分管固定資產投資和重大項目稽查。潘盛洲則是農村政策學者出身，主要研究非公經濟、新農村建設與農民教育等問題。

此外，深改組成員還包括來自中央直屬部門、國務院各部委以及中紀委、最高檢、最高法、全國人大及全國政協的領導，分別構成6個專項小組。

除了中央層面的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外，全國各省份也已經相繼成立深改組，除個別省份外，絕大多數省份已公布了組長、副組長名單，且組長均由各地黨委“一把手”擔任。此外，證監會、環保部、保監會、國資委、銀監會等部委也已成立深改組并公布了領導名單。

336項改革舉措已分解到專項小組

在內設機構和人員組成的輪廓已經日漸清晰之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工作事實上也早已經在陸續推進。

根據公開報告梳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已經分別于1月22日和2月28日開過兩次會議。習近平總書記作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組長，主持召開了這兩次會議并發表重要講話。在2月28日下午召開的第二次會議上，習近平強調，全面完成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改革任務還有7年時間，起跑決定后程。2014年工作抓得怎么樣，對起好步、開好局意義重大。要把抓落實作為推進改革工作的重點，真抓實干，蹄疾步穩，務求實效。

據施芝鴻介紹，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已經把十八屆三中全會列出的336項改革舉措全部分解到位，明確了各項改革舉措的牽頭單位、參加單位和成員單位。下一步將在集中各方面智慧的基礎上，盡快確定這一輪改革的突破口。

權威聲音

全面深化改革很快就要進入“施工期”

施芝鴻，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

好像指揮三大戰役的前敵委員會

北青報：改革領導小組的功能，將來會承擔更多類似于智囊機構的功能，還是會有更實際的權力來推進改革？

施芝鴻：中央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有四個方面的功能，而不僅僅只是智囊的功能。中央成立深改組，負責改革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總體設計包括頂層設計和分層對接設計，統籌協調就是上述“5+1+1”等各個領域的全面深化改革要有一個辦公室來協調，還有推動和落實的問題。所以它不只是智囊機構。打個比方，中央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是整個改革的前沿指揮部，而設在中央政研室的辦公室則好比是前沿指揮部的一個參謀機構，就像毛主席當年指揮打三大戰役時的前敵委員會。

這個機構沒有自己特殊的部門利益

北青報：有人擔心，深改組辦公室會不會成為下一個發改委？

施芝鴻：絕對不會，中央的深改組本身是一個超脫于現有的各個部委辦和各個地區的機構設置之上的，高層的、權威的改革領導機構，這個機構沒有自己特殊的部門利益，也就是沒有自己的既得利益，它完全是站在全黨、全國、全民族利益的高度，履行上述四個方面全面深化改革的整體功能。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辦公室所在的中央政策研究室，也是清水衙門中的清水衙門，不批權也不批物，沒有權力尋租的空間，沒有權錢交易的可能，能夠站在黨和人民利益的高度，來協助設計全面深化改革總體思路、分層對接思路，并針對改革中出現的傾向性問題，及時向中央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提出意見和建議，來沖破思想觀念的束縛，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打贏這場改革攻堅戰。

短時間內分解336項改革舉措

北青報：深改組現在是不是已經開始具體運作了？

施芝鴻：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已開了兩次全體會議，習總書記作為組長，在兩次會議上都作了重要講話。經過這一段時間緊鑼密鼓的工作，中央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和六個專門小組，以及設在中央政研室的辦公室，已經把十八屆三中全會列出的336項改革舉措全部分解到位，而且梳理后，正在明確每個領域的改革重點，很快就要進入“施工期”。

我可以告訴大家的是，這個辦公室的工作是緊張的、高效的、盡職的。在春節期間，中央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六個專門小組的好多領導和工作人員都沒有休息，才能在這么短的時間內分解了十八屆三中全會列出的336項改革舉措的牽頭單位、參加單位和成員單位。

深改突破口或在“法治國家建設”

北青報：改革千頭萬緒，那么深改組推進改革的突破口會在哪里呢？

施芝鴻：關于這個問題，我舉個例子。我們全國政協社科界的劉樹成委員是社科院經濟所的研究人員，在中央領導同志來聽取我們聯組討論的時候有個發言。他在發言中認為，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就是加強法治國家建設，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歸根結底最重要的是法治化，他建議中央把推進法治中國建設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他講到這里的時候，中央領導同志插了一句話，“劉委員，你的意思是說把法治建設作為突破口嗎？”劉樹成委員說“對”，中央領導同志頷首表示肯定。我當時注意到這個細節。

現在究竟怎么來選擇改革突破口？我想下一步深改組包括下設的六個專門小組，以及設在中央政研室的辦公室，會及時匯總梳理各方面的意見，還有全國各個省市自治區成立的各地的深改組，他們也會梳理出來意見，最后還會有一個更完整的匯總，最終找出真正的突破口在哪里。我認為，改革的突破口應該是“牽一發而動全局”的領域，像當年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經濟特區，都成為了“牽一發而動全局”的改革舉措。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會怎么選擇？劉樹成委員提出的這個思路不無道理，如果法治是突破口之一，那法治領域更具體的突破口落在哪一個措施上？這還要尋找。

我相信，在集中各方面智慧的基礎上，這個突破口會盡快明確的。

要突破思想觀念和利益固化藩籬

北青報：這一輪全面深化改革的障礙在哪里？

施芝鴻：障礙有兩個，一是思想觀念的障礙，一是利益固化的藩籬。小平同志南巡解決的是“社會主義可不可以搞市場經濟”的問題，這次十八屆三中全會啟動的全面深化改革是要解決“怎樣搞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問題，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是有效率的，也是公平的，既是能夠激發活力的，也是能夠便于治理的，能夠形成一個全國統一的市場體系，打破目前市場秩序失序、市場規范失范所導致的種種不公平競爭，以及大家反映強烈的各個方面的利益差距問題。如果這個問題在這一輪改革中搞好了，我們就能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完善、更加發展，也使我們國家治理體系更加現代化。

委員建議

遲福林：地方深改組不能流于形式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在接受采訪時表示，中國深化改革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利益調整，每一項改革背后都是利益關系。建立深改組的最大目的就是在協調利益關系上發揮重大作用。

而對于如何協調，遲福林認為，有些部門的改革方案不能“自己改自己”，在深化改革過程中，包括部門立法等都需要征得深改小組同意，需要協調和上報；此外，改革有了方案后需要推動，深改小組起到重要作用。

對于各地成立的深改組，遲福林認為不能流于形式，也不能成為一個秘書班子，應該成為強有力的專門的工作協調機構，此外還要和社會各方面結合，吸取多方面意見和建議，才能推動改革。

遲福林強調：“沒有強有力推動的改革很難，今天的改革應該靠強有力的推動，但這種強有力的推動不該等同于集權。”

王長江：不能有繞難題走的慣性

3月10日，全國政協委員、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主任王長江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中國改革路徑是先易后難，從最能形成共識的方面漸進改革。但當前已進入全局式改革階段，不能再有繞著難題走的思維慣性。

王長江認為，深改組將改革權收回中央，是打破現有權力格局，進行重新配置。同時，三中全會也提出要將頂層設計與地方摸著石頭過河相結合，里面既包含權力集中，也包含給地方積極性，意在科學分配權力。

王長江還曾提出建議，頂層設計機構應該由退休老同志、中立的學者智囊和民主黨派人士構成，這些人熟悉經濟、政治、社會工作，但又不具體執行、沒有實權，能夠比較超脫獨立地進行設計。

文/本報記者 孫昌鑾 制圖/潘璠

昨日，人大代表們拿到厚厚一疊審議后的工作報告修改版，這其中就有《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修改情況說明。海南團一名基層代表注意到，最高檢報告共有12處修改。

代表們反映，其中兩處改動最大，均與公眾普遍關注的社會熱點相呼應。

其中一處，將第13頁“堅決打擊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和公共安全、嚴重危害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的犯罪”，修改為“堅決打擊黑惡勢力、嚴重暴力、涉槍涉爆、電信詐騙、拐賣婦女兒童等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和公共安全、嚴重危害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的犯罪。”

在前日的兩高報告審議中，撫順人大常委會主任孟凌斌代表就曾發言，建議兩高對三類案件提起關注：第一類就是拐賣婦女兒童。當時，全國人大代表、最高檢檢察長曹建明恰在遼寧團參與審議。

“這種惡案，老百姓深惡痛絕，處理和打擊要讓群眾滿意，要依法處理。”孟凌斌加重語調，曹建明含笑點頭，后認真記錄。

另一處修改是在報告第13頁的“維護網絡社會安全”之后，增加“積極參與維護醫療秩序打擊涉醫違法犯罪專項行動，依法嚴懲侵害醫務人員人身安全等犯罪。”

據媒體此前報道，由于近期暴力傷醫事件接連發生，如何遏制涉醫違法犯罪，也成為代表、委員們最關心的議題之一。其中，全國政協醫衛界、農工民主黨，均以界別、黨派提案的形式，呼吁國家有關部門盡快阻止醫院暴力事件再發生，維護醫療秩序，維護醫生的尊嚴和生命。兩會期間，全國政協醫衛界別90位委員聯名向大會遞交“緊急提案”，建議將醫療機構列為公共場所進行安保，并由國務院法制辦牽頭，盡快制定出臺《醫療機構治安管理條例》。

文/本報記者 孫靜

相關新聞

最高法修改工作報告

增“保護非公有制企業財產權”

報告中增加了“加強對國有企業改制等案件的審理”、“加強對非公有制企業財產權的保護”的表述。這是因為法院要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司法保障，依法平等保護各類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經濟穩中求進提供司法保障。

一年開端看兩會，神州勁涌改革潮。

不負13億人民重托，代表委員們熱議改革，凝聚共識，信心滿懷。“從群眾最期盼的領域改起，從制約經濟社會發展最突出的問題改起，從社會各界能夠達成共識的環節改起”，政府工作報告話語鏗鏘，全面深化改革號角嘹亮。

民之所盼，政之所為

——從群眾最期盼的領域改起，彰顯公平正義，調動發展積極性

新增就業1000萬人以上，減少農村貧困人口1000萬人以上，新開工保障房700萬套以上……從就業、教育、收入，到住房、社保、醫改，政府工作報告對民生問題一一回應。

收入是民生之源。“多渠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政府工作報告說到了收入分配的點子上。”聯想集團董事局主席楊元慶委員說，相信隨著改革不斷深入，與GDP增長同步的居民收入增長機制逐步建立，百姓錢袋子更鼓，收入差距也有望逐漸縮小。

直面“看病難”、“看病貴”。報告提出堅定不移推進醫改，用中國式辦法解決好這個世界性難題。“這讓我們對進一步深化醫改更有信心。”江蘇省衛生廳廳長王詠紅代表說，政府主要是管基本、托好底，非基本的醫療保健需求交給市場去做。江蘇已建成了一個覆蓋城鄉的15分鐘健康服務圈，下一步要鼓勵各類資本進入醫療保健領域，讓更多人方便就醫。

“舌尖上的安全”不容忽視。“‘用最嚴格的監管、最嚴厲的處罰、最嚴肅的問責’，讓百姓感受到本屆政府治理餐桌污染的決心和勇氣。”民建陜西省委副主委周新生委員表示，只要對違法違規企業重拳打擊，構建好食品安全社會共治體系，一定能編織好“舌尖上的保護網”。

要讓全體人民住有所居。“報告關注‘夾心層’的住房需求，提出增加中小套型商品房和共有產權住房供應。”湖北省黃石市市長楊曉波代表說，今后要進一步通過市場杠桿促進保障房建設和分配的公平公正，逐步覆蓋新生代、外來務工者、城市“夾心層”等群體。

用深化改革促民生改善、以民生改善聚改革能量，二者良性互動，助推發展。

沖破藩籬，啃硬骨頭

——從制約經濟社會發展最突出的問題改起，釋放發展新動力

全面深化改革從何處發力？深入推進行政體制改革、深化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政府工作報告直面“深水區”難題，從最突出的瓶頸改起。

審批程序繁雜是代表委員們提及最多的問題之一。“首先從政府自身做起，加快轉變職能、簡政放權。”湖北咸寧市市長丁小強代表認為，簡政放權實際上就是強化市場之手，讓市場在配置資源中起決定性作用，“市長”和“市場”相輔相成、優勢互補，才能協同發力。

財稅體制改革是重頭戲。“理順中央與地方收入劃分，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廣西來賓市市長白希代表說，中央提出的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但各級政府的事權和支出責任要真正厘清，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稅制改革不停步，金融改革再加力。“‘進一步擴展小微企業稅收優惠范圍’，報告說到我們企業家心坎上了！”華峰集團董事局主席尤小平代表說，財稅、金融體制改革能激活“一池春水”，更好地澆灌實體經濟之樹。

打破城鄉二元制度藩籬，是新型城鎮化健康發展的關鍵。黑龍江省佳木斯市市長林寬海代表說，農業現代化是城鄉一體化的短腿，“作為糧食主產區，我們要繼續夯實農業發展基礎，推進農村改革，優化糧食加工、食品制造產業布局，實現以農促工，以工帶農，開辟商品糧產區經濟發展新途徑。”

代表委員們表示，發展的根本動力在于改革，用改革的辦法解決發展中的問題，一定能實現改革與發展的共贏。

關鍵之年，背水一戰

——從社會各界能夠達成共識的環節改起，謀取改革最大公約數

“我們要像對貧困宣戰一樣，堅決向污染宣戰”，“決不能一邊高樓林立，一邊棚戶連片”，“努力使每一個孩子有公平的發展機會”……政府工作報告里一句句擲地有聲的話語，成為社會各界對改革的共識。

政績觀在轉變。“決不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換一時增長。”廣東珠海市市長何寧卡代表說，正確處理經濟增長和環境保護的關系，讓人民群眾既享有富裕生活，也享有青山綠水。唯有不以犧牲環境、資源為代價的“綠色GDP”，才是真正造福于民的“綠色財富”。

“報告明確完善政績考核評價體系。淡化了GDP考核，強調科學發展，對此應不折不扣地貫徹落實。”江蘇省揚州市市長朱民陽代表說，今后將結合本地實際，在自然資源等各種硬約束趨緊的情況下，構建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和模式，要更多地向改革要動力，向創新要生產力。

江蘇省環保廳廳長陳蒙蒙代表深有感觸地說：“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保護環境，治理污染和霧霾等問題，是‘社會各界能夠達成共識的環節’。”陳蒙蒙說，江蘇已明確提出要對地區的環境質量負總責。“環保問題怎么考核、怎么問責？我們將抓緊制定細則方案。”

“改革千頭萬緒，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要注重內在邏輯，有序展開。”何寧卡認為，改革要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相結合，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一張藍圖繪到底，抓好打基礎利長遠的工作。

一年之計在于春。全面深化改革，走起！

“確保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把13億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李克強總理把糧食安全問題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這一關系國計民生的議題也引發了代表委員們持續熱烈的討論，大家呼吁應當加快糧食法出臺的步伐。

糧食安全必須警鐘長鳴

“我國糧食產量十連增無疑是個奇跡，但盡管這樣，一定要對我國糧食安全的大勢有清醒的認識。”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農業大學校長柯炳生對本報記者說，“現在供求平衡壓力很大，將來挑戰更為嚴峻——這是一個基本判斷。”

柯炳生指出，糧食安全不僅是指口糧安全，口糧我們基本自給沒問題，但還要考慮到飼料糧和轉化產品。“我國去年進口了6338萬噸大豆，一部分用來榨油，一部分作為飼料。這些大豆如果在國內生產，需要額外耗費5億畝以上的土地。”

柯炳生表示，隨著經濟水平提高，人們的消費偏好發生變化，原糧消費越來越少，轉化產品消費越來越多。“未來糧食需求持續增長，新增的需求主要不是口糧，而是飼料糧。如果飼料糧供應不足，導致肉禽蛋奶大幅漲價，也會造成很大的社會影響。”

對此，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委員張曉山深有認同。“當前，影響中國糧食安全的因素越來越多，關系越來越復雜，確保糧食安全的任務難度越來越大。糧食安全的警鐘必須長鳴！”張曉山說。

科技促糧食增產農業升級

如何保障我國的糧食安全？全國人大代表、寧夏固原市市長馬漢成對本報記者表示，我們需要不斷提升糧食的產量與質量。“在我看來，這需要做到四點：一是改良、修復、提高現有土地產出能力，在18億畝耕地紅線基礎上，盡最大能力挖掘產出效率；二是上水利工程、墾宜農荒地，增加生產能力；三是加大科技投入，提高裝備現代化、產品品牌化、經營組織化，保障農田收益和種糧積極性；四是治理地下水和土壤的污染，保障土地產出食品的安全。”

“我們面臨的嚴峻挑戰是：農田越來越少，水資源越來越少，農業勞動力越來越少，勞動力價格越來越高，而與此同時我們需要生產出更多、更好、更安全的農產品。”柯炳生直言。“應對挑戰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如制定支農惠農政策、改善農業基礎設施、改進生產組織形式，但長遠來看，最根本、最關鍵的要素，還是農業科技創新及其推廣應用。”

柯炳生表示，農業科技不僅指研發、培育優良品種，還包括機械化、深耕、灌溉技術等很多方面。只有通過科技創新，才能提高農業資源利用效率，提高單產量，并推動傳統農業升級，實現現代化。“我有兩點建議：第一，不斷增加國家農業科技投入，爭取農業科研投入強度(即占國內生產總值比例)到2020年達到1.5%以上。第二，積極推進轉基因技術的研究和應用。”柯炳生說。

今年將加快制定糧食法

“確保糧食安全應實行‘米袋子’省長負責制，納入政績考核，用糧食法等法律給飯碗戴上‘護身符’。”全國人大代表、河南省農業廳廳長朱孟洲提出建議。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中，制定糧食法列入了今年常委會立法工作計劃。據悉，2012年初，由國家發改委牽頭、國家糧食局負責起草的糧食法已公開征求意見，至今兩年有余了，但法律遲遲未出臺。日前有媒體報道稱，全國人大廣西代表團有30余名代表聯名，準備提交一份加快制定糧食法的議案。

3月9日的記者會上，全國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劉振偉表示，通過立法把中央關于糧食安全的大政方針確定下來，是十分必要的。他介紹稱，糧食法涉及的內容比較多，包括生產、加工、流通、消費、宏觀調控、保障措施等，其中有三個重點：一是保證糧食的供給能力，調動主產區和生產者生產糧食的積極性。二是分清責任，包括中央和地方的責任，產區和銷區的責任。三是對糧食的宏觀調控作出規定，全國一盤棋。

劉振偉說，現在國務院法制辦正在征求意見，全國人大農業和農村委員會已經介入，準備加快糧食法出臺的步伐。

八閩“五福”之美 源于大自然恩賜

我省代表委員關注生態省建設，對本報提出的“福天福地福山福水福氣”很認同

東南網3月13日訊（海峽都市報兩會報道組 特派記者 練仁福 周錫銀 江方方 王勛 馬海濤) “人間福地好福氣，清新福建任呼吸。”元旦以來，以此為口號的福建旅游形象宣傳廣告，在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黃金時段播出，亮出了福建“生態旅游”這“金字招牌”。今年全國人大會議福建代表團開放日上，“生態”依然是海內外媒體競相追逐的熱詞，在回答記者提問時，省委書記尤權、省長蘇樹林也分別對此作了精辟闡述。

八閩寶地，福天、福地、福山、福水、福氣。本報一直倡導的“五福”理念，也得到了我省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的認同，他們表示“五福”是福建好生態形象生動的詮釋，“清新福建”是大自然的恩賜，若想永葆清新，還需要好的制度保障以及每一位八閩兒女的共同努力，希望新一輪的改革，推動實現“百姓富”與“生態美”的統一。

“五福”詮釋福建生態好內涵

“福建生態的好名氣越來越大，對此我深有體會。”已是第七年參加全國人大會的林欣欣代表說，在接受各路記者采訪時，自己現在時常被問起生態保護的問題;在與其他省的代表碰面聊天時，大家經常主動提起福建好生態。“現在我們的森林覆蓋率是65.95%，連續多年居全國第一;還是全國唯一一個水、大氣、生態環境全優的省份，生態是我們福建人的驕傲。”林欣欣說，“五福”很形象、生動地詮釋了福建生態好的內涵，“福字的提法，很有福建特色，有助宣傳推廣”。謝智波代表則表示，“五福”是大自然的厚禮，是福建最響亮的名片，也是每一個福建人的驕傲。

對于“五福之美”，鄭家建委員說自己深有體會。他說，出差坐飛機回到福建時，從空中就能看到滿眼青翠，從機場回家沿途同樣是綠得很養眼，“‘五福’的福建，沁人心脾。”他說，生態不止于自然，生態還要有人文的內涵，自然之美加人情之美，就能展現出“五福”的更大魅力。

如果環境出問題只能怪自己

代表委員們表示，“五福”是大自然對福建人民的恩賜，是全省干部群眾長期以來共同維護的成果。現實發展中，“五福”的保護仍然面臨很大的壓力，清新福建要永葆清新，還有許多工作要做，進則全勝，退則全敗，一絲一毫都大意不得，馬虎不得。

謝智波代表說，保護青山綠水，絕不能停留在口頭上，“空氣、水等生態體系很脆弱，三面環山一面向海的福建，自然條件得天獨厚;如果環境出了問題，只能是怪自己，怨不得別人，更加愧對子孫后代。”

駱沙鳴委員說，福建的森林覆蓋率高，空氣質量好，但是我們不能驕傲自滿。福建當前還需要保持比全國更快一點的發展速度，發展的壓力給“五福”呵護帶來不小壓力，這種情況下，更要注重對生態的保護，“良好的生態環境是來之不易的寶貴財富，一旦丟失很難再找回來。”

“福建的生態底子好，更需要愛護，不能讓這些亂象玷污了，再厚的生態底子都經不起折騰。”吳志明委員則表示，隨著城市的發展，城市里垃圾亂燒，污水直排，粉塵滿天飛，烏賊車等現象屢見不鮮，這些都是“五福”殺手，需要提高警惕，加強治理。

深化改革釋放更多“綠色福利”

在采訪中，多位代表委員表示，政府工作報告中“我們要像對貧困宣戰一樣，堅決向污染宣戰”的宣言，表明了政府守護環境的決心，“五福”的福建，在守護治理方面同樣要有強音與重拳。

對于城市亂燒垃圾、污水直排、烏賊車等行為，林欣欣代表表示，政府部門要加大懲處力度，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處罰規定，在執法人員的配備、執法能力提升方面都要進一步改善，“絕不能讓小部分人破壞了這寶貴好生態”。

郭軍代表則表示，“五福”建設不能光喊口號，要落實到行動上。還有代表聚焦改革，希望通過生態保護機制創新，特別是生態補償機制的完善，釋放更多“綠色福利”，推動實現“百姓富”與“生態美”的統一。

生態是福建最具競爭力的優勢，我們要通過全面深化改革，打造山清水秀、宜居宜業的生態環境。

?——省委書記尤權

生態是福建的優勢、出路、責任。生態保護要有堅定的決心，要“肯出血、敢割肉”。

——省長蘇樹林

（兩會議政錄）張全代表：加強以流域為單位的水環境管理

新華網北京３月１２日電（記者仇逸、何欣榮）針對我國跨行政區流域水污染事故、糾紛不斷等問題，全國人大代表、上海市環保局局長張全建議，借鑒當前大氣污染區域聯防聯控的做法，加強以流域為單位的水環境管理，上中下游一盤棋，更好地保護環境。

張全介紹說，從２００８年《水污染防治法》修訂實施以來，我國的水污染防治工作取得了較大進步，但水環境惡化趨勢未得到根本遏制。根據環保部公布的環境狀況公報，２０１２年度長江、黃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遼河、浙閩片河流、西南諸河和西北諸河十大流域中，Ⅳ到Ⅴ類水占到２０．９７％，劣Ⅴ類水占到１０．２％，有些甚至影響流域周邊居民的飲用水安全。由于流域缺乏統一規劃，上下游之間的功能定位和產業布局不協調，監管未形成合力。當地區經濟利益與流域整體利益發生沖突時，某些地方往往以犧牲下游的環境作為發展本地區經濟的代價。有些地方甚至將污染嚴重的行業布局在地區邊界。

“如何建立合理的流域管理體制機制，是加強流域管理的關鍵。”張全建議，成立國家層面的領域管理委員會，通過立法建立流域間的協同合作長效機制。張全還建議，探索在流域上下游之間通過財政轉移支付等方式建立生態補償機制，以跨地區界斷面的水質監測數據為依據，確定一個具體水質標準，上游水質好于這一水質標準的，下游給予上游補償；上游水質劣于標準的，上游給予下游補償。

（兩會議政錄）優惠政策面臨清理　西部地區如何“筑巢引鳳”——代表委員建議加快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增強地區“吸金力”

新華網北京３月１２日電（記者 侯大偉、張藝、葉建平）改革開放以來，各地為了吸引國內資金投資不斷“比拼”政策優惠力度，甚至一度出現“零地價”“低稅收”“壓低最低工資標準”等“過度優惠”。但隨著形勢變化，有些政策正在面臨清理和調整，對于剛剛進入產業發展期、招商發力期的西部地區來說，未來招商引資的關鍵在哪里？

一些代表委員說，相比東部地區，政務環境相對落后的西部地區，必須加緊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優化政務環境，從而提升招商引資的“吸金力”。

全國人大代表張德明說，相比既占地理優勢又得改革先機的東部地區來說，西部地區發展長期處于被動，艱難的招商引資背后往往都有各類優惠政策作為蛋糕以增強吸引力。“隨著改革的深入，市場逐步走向規范、有序，這些政策也到了梳理和反思的時候了。”

事實上，一些過度優惠政策也加劇了地方兌現的難度，往往成了“夾生飯”，有的因違背國家和省里的政策法規，被禁止執行；有的因宏觀政策作出調整后，難以執行；有的因地方財力困難，無力執行；還有的因為地方換了領導，不想執行……因為招商引資優惠政策常常出現“說的”和“做的”不一樣而頻頻引發紛爭，反而更影響地區的投資環境。

當各自為政的招商引資優惠政策難以為繼時，西部地區如何進一步吸引投資成為擺在各地政府面前的一個重要課題。

全國人大代表、好醫生集團董事長耿福能提出，加快營造統一、規范、公平、公開、公正的市場經濟環境成為地方政府的當務之急。從簡化行政審批事項入手，為企業創造便捷、高效的經營環境，應當成為各個地方政府“筑巢引鳳”的新舉措。

“行政審批項目多、以批代管問題突出，使市場主體活力不足，群眾反映強烈。”全國人大代表、四川啟陽集團董事長王麒說，西部地區應當將減少行政審批事項作為改革方向，不搞“數字游戲”，盡量直接取消、下放，少作合并。

“加強法制政府建設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要從細節處、問題處著手，不斷深化、長期堅持。”全國人大代表、遂寧市長何華章說。

全國人大代表、四川科倫實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劉革新建議，每一項取消調整的行政審批事項還要制定后續監管辦法；建立事前評價、合法性審查、事后評估和糾錯制度；建立政民互動機制，對公民、法人反映強烈的現有行政許可、非行政許可審批、公共服務等事項，相關部門要重新評議。

耿福能代表認為，要讓改革動真格、見長效，還須“制度＋科技”，編織一張深化改革“保障網”。例如，可以加快運用行政審批通用軟件，查看哪個事項辦理快超時了，及時點擊發出催辦提醒。

“在過去３０多年的改革開放中，一度落后的西部能否抓住這一輪全面深化改革的機會，趕上東部地區值得期待，更值得企業界和國內外投資者的想象。”王麒代表說。

新華網北京３月１２日電（記者 吉哲鵬）“在公辦學校就讀的農民工子女經常被‘單獨編班’，被公辦學校的城市學生排斥；由于沒有學籍，成績因此不計入教學考評，甚至沒有機會參加榮譽稱號評選和一些體育競賽，農民工子女與城市學生平等地接受教育的現狀不容樂觀。”全國人大代表阮永川說。

阮永川是云南興隆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工人，在工地上干過多年的泥瓦工。在調研后，他帶來了一份《關于進一步加大城市校舍建設來解決農民工子女上學難問題的建議》。

阮永川介紹，在調研中發現當前農民工子女教育存在機會不平等和就學過程不公平。比如，接受農民工子女的城市公立學校主要是基礎設施比較薄弱的學校和城郊的鄉鎮學校。不少民辦農民工子弟學校以贏利為目的，辦學成本被降到最低，教學設備缺乏、管理水平低、師資力量弱，甚至存在安全隱患。

“盡管農民工子女基本有學可上，但享受的是比公辦學校低得多的待遇。一些農民工流入地的教育主管部門城市本位觀念嚴重，不落實國家對農民工子弟學校進行財政補貼、改善教學環境的政策，反而以地區、部門利益為重，以辦學規模太小、條件太差等不合規范為由將學校關閉。”阮永川說。

阮永川建議，解決現有的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就必須調整現有義務教育格局，合理配置公共教育資源，完善社會捐贈機制，多渠道籌措教育經費，發揮公辦學校主渠道作用，充分挖掘公辦中小學潛力。

“各地應合理調整和完善學校布局，新建、擴建一批學校，盡可能多地接受農民工子女就學，降低入學門檻，簡化入學手續，不得隨意設置入學條件限制，在收費、管理等方面和當地學生同等對待，不得違反國家規定加收借讀費及其他任何費用。”阮永川說。

阮永川認為，農民工子女在短時期內完全進入公辦學校就讀還不現實，必須進一步發揮民辦農民工子弟學校的作用，將其納入民辦教育管理范疇，制定審批辦法和設置標準，在辦學場地、辦學經費、師資培訓、教育教學等方面給予支持和指導。

“推進戶籍制度改革，解決農民工的‘身份’問題，才是解決農民工子女入學問題的根本所在。對此，應逐步放寬中小城市和小城鎮落戶條件，逐步解決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在城鎮落戶，吸納有條件的農民工轉為城鎮居民，使其子女真正享受‘同城待遇’。”阮永川說。

新華網北京3月12日電（記者楊玉華、劉美子）全國人大代表、合肥市市長張慶軍建議，進一步完善長江中游城市群的發展戰略，并給予這些城市在政策、基礎設施、產業布局及環保項目等方面的支持。同時將長江中游城市群納入新型城鎮化示范區，并支持重大基礎設施的布局和布點。

全國長江中游城市群地處我國東西南北聯接交匯處和長江經濟帶中間腹地，是未來國家實施新型城鎮化戰略的主陣地和支撐全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長江中游城市群的開發建設是實現由“沿海發展”向“沿海與沿江比翼發展”轉變的重大戰略，是打造中國“第四增長極”的重要舉措。

為此，張慶軍建議，將長江中游城市群納入全國新型城鎮化示范區。長江中游城市群四個省會城市推進新型城鎮化有著堅實的基礎，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建議加快制定《長江中游城市群總體規劃》，將長江中游四個省會城市納入國家新型城鎮化試點范圍，加大規劃、建設的指導力度，更好地引領區域融合創新發展，全力打造長江中游新型城鎮化示范標桿。

與沿海發達地區相比，長江中游城市群基礎設施相對滯后、比較薄弱。張慶軍建議，國家加大對四個省會城市城際快速通道、跨長江通道、高速公路、重要客運樞紐、水運航道與港口、航空樞紐與配套支線機場等建設的支持力度，加快構建長江中游環形綜合立體交通運輸網絡，支持四個省會城市石油、天然氣、煤炭等能源儲備戰略基地建設，加大對四個省會城市水利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夯實區域發展基礎。

在支持重大產業專項布局方面，張慶軍認為，長江中游城市群在高端裝備制造、電子信息、生物產業、新材料、新能源、現代物流、文化創意等新興產業有著良好的基礎和較大的優勢，建議國家在重大產業項目布局時予以傾斜，支持長江中游城市群創建一批重要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基地和現代服務業集聚區。

張慶軍表示，長江中游城市群具有良好的生態環境基礎，加強這一區域生態環境建設對長江下游有著積極和重大的影響。建議國家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支持四個省會城市加強河流、森林、濕地和農田保護，深入推進土壤污染、大氣污染治理，加大低碳城區、低碳城鎮、低碳社區、低碳園區、低碳企業、節能環保產業基地等建設支持力度，優先保障“一江三湖”（長江、鄱陽湖、洞庭湖、巢湖）及漢江、贛江、湘江等流域生態屏障安全。

新華網北京３月１２日電（記者張旭東、婁辰）加快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推動建立自然人、法人統一代碼。信用建設舉措納入今年政府工作。的確，全面深化改革年，信用建設更應大步向前。

假冒偽劣、信息詐騙、商業造假……林林總總的失信行為，凸顯出信用建設的艱巨。特別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當下，沒有一個完備信用體系的支撐，就會增大改革的成本，削減創新的能力。

當前，互聯網金融和電子商務快速發展，各種新興產業不斷涌現，對強化信用建設提出全新要求；工商登記制度改革、完善產權保護制度、加快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等諸多改革任務，需要信用體系提供保障；進一步增強政府執行力和公信力，為人民提供優質高效服務，推進政務誠信建設也尤為重要。

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推進政府信息共享，其實質就是督促各部門打破藩籬，實現信息互通有無。只有這樣，方能建立起真正的信用平臺。

真正的信用體系建立起來，能夠發揮揚善懲惡效能。政府工作報告也提出，對違背市場競爭原則和侵害消費者權益的企業建立黑名單制度，劍指失信行為。一些代表委員也呼吁，要加強信用立法工作以夯實誠信基礎，便于規范信用活動中的利益關系。

“去食去兵，不可去信”。全面深化改革開局之年，也應是加大信用建設力度之年，讓誠實守信成為全社會共同追求，為改革和發展增添新力。

“50多年來，全國有100多種地方戲萎縮、消亡。”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文聯兼職副主席倪惠英說，目前全國地方戲發展情況堪憂，建議國家建立戲曲傳承保護系統，由各地承擔起責任保護當地的戲曲。

改制后地方劇團多陷入絕境

1956年，我國對全國的地方戲曲做過調查，有360多個劇種；而前幾年統計，地方戲劇已萎縮到100多種，另有一種統計說是200種左右，“這50多年萎縮了至少100多個劇種。”

為什么會這樣？倪惠英在廣東調查時發現，廣東的地方劇團體制改革后，地區或縣級市的劇團生存狀態堪憂，“體制改革后很多地方政府對劇團‘一推了之’。”倪惠英說，有些劇團改成企業后，政府一年只給一二十萬，象征性地給一些補貼，基本處于自生自滅狀態。

倪惠英建議，要把地方戲曲事業納入國家公共文化服務系統，“可以根據不同行政層級和不同的傳播區域，分級別、分地區建立一套傳承保護系統”。她舉例說，國家層面負責保護京劇、昆劇，地方層面保護地方劇種，如廣東負責保護粵劇和潮劇。

“政府不需要很多投入，而為社會換回的文化服務是很多的。”倪惠英舉例說，廣州一年用不到一個億扶持粵劇，粵劇為廣州的社會精神文明建設、為市民的文化生活發揮的作用不可估量。

中國戲曲學院不能只重京劇

“地方戲劇發展中最突出的問題是后繼乏人。”倪惠英說，尤其是編劇人才，由于其他藝術形式的沖擊，很多編劇流失，年輕人又不愿意走入這個行業，造成了人才斷層。她建議國家擴大地方戲曲人才的培養力度，“比如說中央戲劇學院、中國戲曲學院，應該在保持話劇、京劇人才培養傳統和教學優勢的基礎上，擴大多面向、多劇種、多專業、全方位的戲曲人才培養教育體系，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或中央戲曲人才教育基地。”

倪惠英說，目前中國戲曲學院主要培養的是京劇人才，“但既然是中國戲曲學院，就要擴大人才培養的范圍，我國還有很多大劇種，粵劇也是其中之一，還有越劇、黃梅戲、秦腔、豫劇，戲曲學院應把這些戲劇人才的培養任務都承擔起來。” (特派北京記者夏楊報道)

（兩會授權發布）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主席團常務主席第二次會議舉行

張德江主持

新華社北京3月12日電 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主席團常務主席第二次會議12日上午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主席團常務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主持會議。

會議聽取了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主席團常務主席、大會副秘書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秘書長王晨作的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秘書處關于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審議和修改情況以及決議草案代擬稿的匯報。

會議聽取了王晨作的大會秘書處關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審議和修改情況以及決議草案代擬稿的匯報。

會議聽取了王晨作的大會秘書處關于確認全國人大常委會接受王曉、陳斯喜辭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職務的請求的決定草案代擬稿的匯報。

會議聽取了大會副秘書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王萬賓作的大會秘書處關于代表提出議案處理意見的報告。

會議同意將上述決議草案、決定草案和報告提請大會主席團第三次會議審議。

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主席團常務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李建國、王勝俊、陳昌智、嚴雋琪、沈躍躍、吉炳軒、張平、向巴平措、艾力更·依明巴海、萬鄂湘、張寶文、陳竺出席會議。

新華網北京３月１２日電（記者　任珂　明星）２０１３年６月的一天，正在菜地里勞動的重慶農民王海燕接到一個電話。電話那頭的人一口標準的普通話讓王海燕有些吃驚。而后她曉得，這個電話是從幾千公里外的北京打來的。

去年３月的全國人代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市潼南縣田家鎮佛鎮村黨支部書記王海燕提出議案，希望政府能在資金和技術上加大對農民工返鄉創業的支持力度。這個電話就是對她議案的回復。

她已記不清到底是誰打的那個電話，“反正肯定是中央打來的”。說普通話的那個人跟她講如何通過抵押或擔保貸獲得更多資金。再后來農技人員來到村里，建起了田間地頭學校。技術和資金問題都得到了解決。

王海燕正在北京出席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她和其他近３０００名代表一起審議、審查和討論，并就一些事項提出議案和建議，督促政府像去年那樣解決有關問題。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中國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代表中既有王海燕這樣來自最基層的農民、工人，也有國家領導人和各級官員、社會各界的“知名人士”。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幫助人民解決具體而實際的問題，它在６０年的歷史里，還催生了新中國四部憲法以及多個憲法修正案。全國人大會議及其常委會，還決定了建設三峽工程、廢止勞教制度和實施“單獨二孩”等國家重大事項。

人大制度是中國的根本政治制度。實踐證明，這一制度發揮了優越性，是符合中國國情、體現社會主義國家性質、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制度。

隨著經濟社會條件的變化，人大制度需要進一步堅持并加以完善。

去年底，人大制度建立以來最嚴重的破壞選舉事件在湖南曝光。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８日至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湖南省衡陽市召開第十四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期間，在差額選舉省人大代表過程中，發生了嚴重的以賄賂手段破壞選舉的違紀違法案件，共有５０多名當選的省人大代表存在送錢拉票行為，涉案金額１．１億余元，有５００多名衡陽市人大代表和大會工作人員收受錢物。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在作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時說，代表選舉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基礎。湖南省衡陽市發生的以賄賂手段破壞選舉的違紀違法案件，性質嚴重，影響惡劣，給我們以深刻警示。

報告指出，要毫不動搖地堅持、與時俱進地發展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不斷豐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實踐特色和時代特色，充分發揮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作用。

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張軒認為，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首先要完善立法環節。在堅持立法機關主導的前提下，可以請第三方參與立法工作，體現更加中立的利益。在立法進程中，應該擴大人民群眾的參與權。人大還需要進一步發揮監督權，更好地運用人大的質詢權和對特定事情的調查權。

全國人大代表、湖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謝勇對衡陽賄選案件進行了深刻反思。他認為，必須切實加強和改進代表選舉工作，還要切實加強人大代表的學習培訓，不斷增強人大代表的政治觀念、法治觀念、群眾觀念，提高綜合素質、履職能力和公信力。

王海燕認為，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還需要更好地發揮人大代表的作用，尤其是在人大休會期間。“人大代表絕不是一個榮譽職位，而是要真正發揮作用，傳達民意，為人民解決實際問題。”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院長韓大元認為，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還應加強專門委員會的作用并賦予其監督權、調查權、提案權等實質性權力，盡可能吸收具有專業背景的人大代表成為各專門委員會的委員。

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對今后一年的工作進行了部署，包括加強重點領域立法，積極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和依法行使監督職權，加強對“一府兩院”的監督等。

報告還指出，將進一步加強常委會同代表聯系，進一步密切代表同人民群眾聯系，進一步提高代表履職服務保障水平，讓來自基層的全國人大代表在五年任期內都能接受一次學習培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