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霞影院一区二区三区,国产精品一区二区男女羞羞无遮挡,久久精品国产精品,在线观看wwwxxxx

東南網3月12日報道（福建日報記者　周琳）

我省全國人大代表蔡金垵向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建議，借鑒先進地區做法進一步深化泉州金融改革創新。

蔡金垵建議，一是深化泉臺港澳金融合作。進一步放寬臺港澳金融企業到泉州金改區設立機構和開展業務的準入要求，支持泉州金改區企業到香港上市或發行人民幣債券，允許率先開展泉臺跨境人民幣雙向貸款業務。

二是賦予泉州部分上海自貿區改革政策。批準在泉州金改區建立本外幣在岸、離岸賬戶，實現分賬核算管理等。

三是支持泉州開展外匯管理改革。建議外匯部門將直接投資項下外匯登記及變更登記下放泉州金改區內的銀行辦理；批準適時開展泉州金改區外商直接投資項下的外匯資金意愿結匯等。

四是深化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改革。出臺鼓勵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的配套政策，擴大和提高民間資本投資入股和參與金融機構重組改造的比重；加快推進由民間資本發起設立自擔風險的民營銀行等中小金融機構的步伐。

五是支持村鎮銀行發展。

六是做大做強地方法人銀行。

東南網3月12日報道（福建日報記者 鄭昭）

我省全國人大代表蘇文金向大會提交建議，推動兩岸生物醫藥產業交流合作。

蘇文金建議，國家將廈門生物醫藥港確定為兩岸生物醫藥產業交流合作示范區，對在廈門設廠的臺灣生物醫藥企業實行特殊的優惠政策。建立兩岸臨床試驗合作及臨床試驗數據互認機制，鼓勵大陸與臺灣的相關機構及企業在廈門聯合舉辦臨床試驗中心，開展兩岸臨床試驗合作。在比照藥品的有條件放開政策、適當設置相應門檻的前提下，將醫療器械、保健食品、化妝品的監管權限一步到位下放至廈門市。

同時建議國家相關部門支持廈門生物醫藥產業發展，將廈門生物醫藥港自主研發的重大新藥納入審批綠色通道。將戊肝疫苗納入國家計劃免疫接種項目，接種費用從醫保中統籌解決；在藥品招標采購中給予優先權；建立具有全國示范效應的成人預防接種門診模式，促進二級以上醫院成人接種資質的開放；增加健康體檢人群（婚檢、從業人員）的戊肝檢測；支持戊肝疫苗等新藥以國際援助等方式走出國門。

東南網3月12日報道（福建日報記者　鄭昭）

“大氣污染已從局地、單一的城市煤煙型空氣污染，向區域、復合型污染轉變。在這種形勢下，要破除傳統環境管理體制機制的束縛，改變各自在‘一畝三分地’內治污的局面，建立以區域為單元的聯防聯控模式。”

“隨著城市化、工業化、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大氣污染已從局地、單一的城市煤煙型空氣污染，向區域、復合型污染轉變。”近日，全國人大代表、福建省環境科學研究院副院長張玉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近年來，霧霾已成國人的一大困擾。“甚至連一些以往環境空氣質量優良的區域也出現復合型污染，嚴重制約區域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威脅人民群眾健康。”她說，“防治大氣污染，刻不容緩。”

她說，按我國現有的行政管理體制，地方政府對當地的環境質量負責。然而，由于城市規模不斷擴張、集中連片，污染物通過大氣環流在城市間輸送，造成區域復合型大氣污染。

“在這種形勢下，要破除傳統環境管理體制機制的束縛，改變各自在‘一畝三分地’內治污的局面，建立以區域為單元的聯防聯控模式。”她說。

她建議，要統籌省級層面區域大氣環境管理，建立省際聯防聯控管理協調機構，推動省級間大氣污染防治的協商、通報、預警、聯動機制，促進跨省區域大氣環境污染綜合整治；同時，也要建立本省內聯防聯控管理協調機構，領導全省大氣污染聯防聯控工作，對轄區內大氣環境質量負總責。

“要制定區域性的大氣復合型污染防治規劃。”她說，應根據區域內不同城市的大氣環境問題特征和未來發展需求，提出區域內各地的環境目標和管理要求，并根據各城市對區域大氣環境的影響、各自經濟發展水平和污染治理能力，制定差異化任務要求與政策措施，劃分出對區域空氣質量有重大影響的核心控制區，進行重點約束，嚴格落實分類管理政策。

她還建議，加快跨區域空氣質量監測網絡建設，提高區域空氣質量監測能力，建設重污染天氣預警體系，開展跨區域大氣環境合作研究，發揮科技在防污治污中的支撐作用。

“此外，要善用市場化手段防治區域大氣復合型污染。”她建議，按受益者付費、破壞者賠償、開發者補償的原則，建立合理的區域大氣環境補償制度，開展排污權交易試點，啟動碳排放權交易，建立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制度，推行綠色稅收，推行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對區域內的企業和市場產品實行差別化稅賦，取消對區域大氣不良影響大的行業、企業、產品的已有相關優惠政策。

東南網3月12日報道（福建日報記者　鄭昭）

早春三月，永安洪田鎮洪田村。

山林蔥郁，放眼望去皆是一片綠，空氣濕潤清新。

然而，上世紀90年代，洪田村森林資源破壞嚴重，水土流失嚴重，村民內心無比焦慮：“不能再這樣下去了！”

為了保護好這片森林，讓它發揮更大的生態和經濟效益，洪田人在“富”和“綠”上做文章，一整套“均山、均權、均利”的林改辦法最終誕生。

作為“全國林改第一村”，如今，洪田村森林覆蓋率高達81.4%，村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洪田村支書、全國人大代表鄧文山由衷地說：“我們應該要留一方綠地給子孫。”

洪田村只是八閩大地上的“一抹綠”。清新福建，生態八閩，已成為福建的一張燙金名片。

山海資源豐富，氣候比較好；森林覆蓋率65.95%，連續多年居全國首位；全省23個城市的空氣質量達到或超過國家環境空氣質量二級標準，12條主要水系水質狀況優良，成為全國唯一一個水、大氣、生態環境全優的省份；剛剛公布的全國空氣質量相對較好的前10位城市，福州廈門雙雙入選……說起福建現在的生態環境，代表委員們個個如數家珍。

曾在福建工作17年、走遍福建山山水水的習近平總書記，對生態建設歷來重視。早在1999年，時任福建省委副書記、代省長習近平在長汀考察水土保持工作時，就希望干部群眾要鍥而不舍，統籌規劃，用10到15年時間，爭取國家、省、市支持，完成國土整治，造福百姓。

經過10多年努力，長汀將“火焰山”變為“花果山”，昔日不毛之地，如今白鷺翩翩，百姓安居樂業，經濟林木碩果累累，村民收入逐年增長。

2001年，時任福建省長習近平提出建設生態省的戰略構想，強調“任何形式的開發利用都要在保護生態的前提下進行，使八閩大地更加山清水秀，使經濟社會在資源的永續利用中良性發展”。

2011年底和2012年初，習近平在不到兩個月時間里兩次對我省長汀水土流失治理工作作出重要批示，特別強調，長汀縣水土流失治理正處在一個十分重要的節點上，進則全勝，不進則退，應進一步加大支持力度。要總結長汀經驗，推動全國水土流失治理工作。

“習近平同志的批示，讓我們有更強烈的緊迫感和責任感。帶著‘進則全勝，不進則退’的決心和魄力，我們齊心協力，全力推動生態省建設。”全國人大代表、龍巖市新羅區西城街道西安村黨委書記章聯生說。

我省又制訂出長汀水土流失治理的新目標——到2017年，全面完成未治理的48萬畝水土流失治理任務；已治理的117.8萬畝，將全面改造鞏固提升。

長汀經驗在全省全面推廣，全省水土流失治理取得重大進展。

以去年為例，我省完成水土流失綜合治理面積273萬畝，占任務數的118.7%，是“十二五”以來連續第3年超額完成年度水土流失治理任務。為進一步提高治理覆蓋面，去年我省率先將水土流失治理重點從縣延伸至鄉鎮，計劃2年內投入3億元，用于100個重點鄉鎮水土流失治理項目。

代表委員們認為，能取得這樣的成績，和我省在全國率先開展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總結推廣長汀縣治理水土流失經驗、較早推行流域上下游生態補償機制、在財政資金使用上推行“以獎代補”、實行領導干部環保“一崗雙責”制度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是分不開的。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必須加強生態環境保護，下決心用硬措施完成硬任務，要像對貧困宣戰一樣，堅決向污染宣戰。

“用硬措施完成硬任務”，引起了代表委員們的共鳴。

“我們的優勢在生態，責任在生態，出路也在生態。保護青山綠水是最大的民生。”全國人大代表、南平市市長林寶金說，“只有保護好生態環境，才能夠發展好產業。而產業發展好了，又會更好地重視和促進生態保護。以南平為例，人民群眾期盼山更綠、水更清、環境更宜居，造林綠化、改善生態任重而道遠。”他表示，下一步，南平將繼續提升現有森林的質量，提高公益林的比重，大力發展林下經濟。對茶山、竹林等進行生態改造，套種闊葉林木，加大荒山綠化力度。同時，加強科研，找出更加適合南平治理水土流失、加強生態保護的好辦法。

“在生態建設上，我們有一張藍圖繪到底的決心，一任接著一任干。”全國人大代表、福建省環境科學研究院副院長張玉珍的話，道出了全省上下建設生態省的共識。張玉珍說，在推進生態省建設的過程中，福建積累了許多經驗，創造了一些典型，我們有加強生態保護的有利條件和成功經驗。不過，我們的生態環境也同樣面臨著挑戰。

張玉珍代表的話得到了駐閩全國政協委員杜源生的支持。“我們的自然生態系統總體還比較脆弱，要探索開展多元化生態補償方式。”他建議，引導企業、社會團體等各類受益群體履行生態補償義務，從生活和工業用水、木材加工、水電站、森林公園、風景名勝區等收入中，按照一定比例提取生態補償金；積極運用碳匯交易、排污權交易、水權交易等補償方式，探索市場化補償模式，拓寬資金渠道。

代表委員們認為，山清水秀但貧窮落后，殷實小康但資源枯竭、環境污染，都不是我們的目標，必須把“百姓富”與“生態美”有機結合起來。

這一點，鄧文山代表有著很深的感觸。“生態要保護好，森林要保護好，但也要讓農民收入提高。要讓農民種好樹、看好樹、管好樹。”他說，林權制度改革以來，由于商品林的砍伐，土地越種越瘦，樹木一代不如一代。這對將來的生態保護極為不利。但如果不砍樹，林農又沒有經濟效益。因此，這次，鄧文山提出一個建議：商品林一般20年就能砍伐，但我們可以培養到40-50年，成為大材徑林木；通過林業部門評估，在20年時進行成本核算，政府先預付農民應有的利潤；成為大材徑后再增加的利潤，由政府扣除預付款后和林農均分。

全國人大代表、廈門市市長劉可清表示，城市的生態建設同樣重要。“目前福建進入工業化中后期階段，城市既要加快經濟發展，又要加強生態保護，這其中，應該把握好度。”劉可清說，他說的“度”，就是要把好規劃關，把保護生態的理念融入到規劃中；把好項目的選擇關，上項目是好事，但是上項目也一定要堅持符合產業發展的導向，嚴格把好環境準入關；把好管理關，凡是破壞生態、污染生態的，必須一律關停。

相關鏈接

數據

根據國家林業局審定的第八次全國森林資源清查結果，我省森林覆蓋率提高至65.95%，繼續保持全國第一。

去年，我省整合資金16.81億元，完成水土流失綜合治理面積273萬畝，占任務數的118.7%。

去年，我省12條主要河流水質保持為優，水域功能達標率98.4%，比上年提高0.5個百分點。

去年全省環境質量狀況顯示，全省23個城市平均達標天數比例為99.5%。

陽光是最好的消毒劑，只要讓處長們把手中的權力拿出來曬一曬，讓辦事人對經辦人員的辦事效率評一評，必然切斷處長們將權力變現的暗道。

兩會代表熱議行政審批改革，“處長經濟”“科長經濟”成熱點話題。有代表說，一個處長、科長就導致一個項目拖了很長時間，或者拖黃了的事，太多了。代表中一位廳級干部說：“我有時也會為一些項目請這些有行政審批權的處長們吃飯，送點土特產搞好關系，很無奈。”

能逆轉下級請上級這樣的“官場潛規則”，看來“處長經濟”“科長經濟”確實能量不小。按照行政職級來看，科長、處長職務不算高，但很多時候誰都不敢拿他們不當干部。一方面，部門決策權雖不在處長手中，但作為決策后的具體執行者，處長的執行權不容忽視，快辦還是慢辦，全辦還是部分辦，都得看他們怎么辦。另一方面，作為上傳下達的關鍵一環，他們往往承擔著文件起草、審核材料等基礎工作。向上，他們的意見分量不輕；向下，又直接面對辦事人。卡住了“閻王好見，小鬼難求”的關鍵位置，自然有擺架子、逞官威的資格。有了這兩方面“特長”，“處長經濟”就有了基礎。曾有人稱，某些部委成了“部長領導下的處長負責制”。也正因為此，處長往往成為“跑部錢進”的重點關照對象。

名義上權力不大，手中卻掌握了實權，發生廳官要請處長吃飯的事情不難理解，這是應了那句老話：縣官不如現管。而在處長面前競折腰的絕不止廳官，有企業界人士就感嘆：“在落后地方，老板再大，一個處長都能把你搞死。”

當然，要搞死人的處長不多，但堪稱搞錢能手的處長卻不少，以至于與“處長經濟”聯系密切的“處長貪腐”，儼然成為了小官大貪的典范。曾任河南省教育廳財務處處長、審計處處長的馮哲落馬時，被查出受賄200多萬元、800萬元不能說明合法來源；財政部企業司綜合處原處長陳柱兵受賄案，檢方指控其非法收受他人財物2400多萬元……這些數字提醒我們，反腐打“老虎”固然重要，但更多腐敗還是發生在“蒼蠅”身上，很多“老虎”也是從“蒼蠅”進化而來。論職級，科長、處長確實是“蒼蠅”，但掌握了關鍵權力，處在了關鍵位置，也可能出現“蒼蠅猛于虎”的現象。

其實，“處長經濟”并非處長自己有多大的能耐，根源還是手中把持的權力用于尋租變現，從而形成超越職級的“怪胎”。而要打破“處長經濟”，遏制小官大貪，也該從規范權力運行入手。行政審批改革推進以來，2013年國務院機構改革已分批取消和下放了416項行政審批等事項，今年還將加碼。通過改革，能取消的取消，該下放的下放，備案能行的就不必報批，集中在部委、省廳的審批權少了很多。改革的前進方向，正是要鏟掉“處長經濟”的生長土壤。

然而，還有很多不能下放的審批權力，還有一些工作必須由處長執行，怎么辦？權力并非等于腐敗，只有絕對的權力才可能滋生腐敗。行政審批改革提出要建立權力清單制度，一律向社會公開，清單之外的一律不得實施審批。陽光是最好的消毒劑，只要讓處長們把手中的權力拿出來曬一曬，讓辦事人對經辦人員的辦事效率評一評，必然切斷處長們將權力變現的暗道。

3月10日，全國政協委員、河南大學校長婁源功終于搶到了一個發言機會，他說我國有39所“985高校”，112所“211高校”，但在民眾心中，“這些學校有的是娘娘級學校，有的是貴妃級學校，還有的只是‘答應’，還有‘常在’”，他們所受的“冷暖”待遇自不相同。（3月11日《北京青年報》）

河南大學校長婁源功反映的問題，具有普遍性。這牽涉的其實就是教育的公平性。同樣是學校，卻要分出三六九等，無形之中，也就給孩子的成才和出彩帶來了不公。起跑線偏移了，在“妃子學校”上學的孩子注定要摔倒在起跑線上。

教育的不公平，不僅僅體現在地域上，也不僅僅體現在大學上，更體現在所有的學校上。大城市的學校與小城市的學校，小城市的學校與小縣城的學校，小縣城的學校與農村的學校，之間都是有著很大差別的。這種差別，體現在學校的等級上，體現在政府的投入上，體現在教師資源的分布上。

一個健康的、和諧的教育環境體現在什么地方？那就體現在所有的學校都受到了一樣的待遇，沒有政府投入的厚此薄彼。遺憾的是，在現實生活中，我們人為地把學校分出了三六九等。省級實驗學校，市級實驗學校，縣級實驗學校，這都是一個個烏紗帽。有了這樣的名頭，也就有了教育事業的偏心眼，在資金投入上，在教師配置上，在資源建設上，讓學校與學校之間產生了巨大的距離。于是，好學校擠破了頭，一個班都能擠得下100多名學生，而差些的學校甚至是教室里空空蕩蕩。

資金向名校傾斜，教師向名校傾斜，招生向名校傾斜，甚至在就業的時候，學歷證書上的紅蓋章發揮的作用也是不同的。985、211高校學校出來的孩子找工作都方便。在這種情形之下，哪個家長會為了省幾個錢葬送孩子的未來？

我們常常說要實現教育的均衡發展，均衡發展不僅僅是“站著說話不腰疼”的一句話，而是要做到真正的公平。這首先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摘掉人為地給學校戴上的名校帽子和行政帽子。要多些公平，不能想“寵幸”誰，就“寵幸”誰，在“寵幸”娘娘的時候，豈能忘了妃子？當然，這一切都要嚴格執行《教育法》，嚴格按照條文來辦事。少些“娘娘學校”，才能給孩子一個公平的成長機會。

期望透過人大代表的努力，能夠推動這一建言正式進入修法程序。當法律規定不含糊，警察在開槍還是不開槍的選擇上，才更有信心不含糊。

全國人大代表馬振川日前建言修改《警察法》。他認為，警察法授予警察使用武器的權利要明確具體，不能在法里面提出依照國家有關規定執行，因為法要大過規定。

開槍還是不開槍，對一線警員來說，一旦遇上特定情境就必須及時作出選擇。開槍得當，將有效保護公民人身財產安全；開槍不當，也可能對無辜民眾造成傷害。近年來，媒體對警察應開槍而未開槍的指責有之，對警察不應開槍而開槍的質疑也有之。究竟哪些情形下可使用武器，的確需要一個具體而明晰的標準。

查閱《警察法》，與之相關聯的主要內容在第十條，“在遇有拒捕、暴亂、越獄、搶奪槍支或者其他暴力行為的緊急情況”，這里雖然對可以開槍的“緊急情況”進行了列舉，但仍不夠具體和全面。后面的“依照國家有關規定”，也語焉不詳。從文義上看，此條款確有改進的空間。

法當然大過規定。《警察法》之所以要在警察開槍的依據上，疊加“依照國家有關規定”，顯然不是認為“規定比法大”，這更像是一個立法技術安排。因為警察可以開槍的情形是無法窮盡列舉的，讓“有關規定”在法律的原則性規定之下，進行具體細化，一方面有助于發揮警察部門在行政立法中的主導地位，使規定更合乎警察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可以保留一定的靈活度，克服成文法為照顧普遍適用性而不得不總是表述得過于抽象與原則。

目前對警察可以開槍作出具體規定的行政法規，是《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條例》。這份“有關規定”對警察使用武器進行了嚴格的限定，其中第九條對“經警告無效可以使用武器”的十五種情形作了一一列舉。同時第十條對警察“不得使用武器”的情形，第十一條對警察“應當立即停止使用武器”的情形分別作出了規定。上述種種，已超千字還難稱完備或全面。若依馬振川代表的建議，立法機關要面臨的技術問題是：目前全文只有不到五千字的《警察法》，能否以上千字的篇幅來具體規定警察可以以及不可以開槍的標準？

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注定會有不同的聲音，這恰恰是這份立法建言的意義所在。沒有清楚的權利/力界定，法治就會失去依據，失去規則，失去效率。尤其是對于動輒帶來傷亡的“開槍權”，更要慎之又慎。將警察開槍的情形具體規定在法律，而不是行政法規中，不但能凸顯出標準的重要性，更代表著多數民意對警察開槍權的授予和限制。期望透過人大代表的努力，能夠推動這一建言正式進入修法程序。當法律規定不含糊，警察在開槍還是不開槍的選擇上，才更有信心不含糊。

本報特約評論員 王云帆

據媒體報道，有幾十名政協委員聯名上交治理霧霾的提案，民革中央、民進中央、民建中央等民主黨派也齊刷刷地將目光掃向霧霾；在環保部舉行的記者會上，還出現了中外記者“七棒接力”追問霧霾治理對策的場景。

民之所盼，施政所向。要凝聚全面深化改革的共識與力量，就要從人民利益出發，確定改革的主攻方向，提升決策的全局性、前瞻性和科學性。空氣流動“信馬由韁”，當霧霾從地區性煩惱升級為全國性問題，只著眼于局地和一時的頭痛醫頭、盲人摸象式治理，已無法啃動這塊硬骨頭。必須“全國一盤棋”，在更高層面進行全局統籌。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十面霾伏也非一時一地惹的禍。媒體和公眾近年來對霧霾的討論很多，但視角多將霧霾定性為環境問題和民生問題。因為，霧霾是大自然向粗放發展方式亮起的紅燈，關涉能源生產和消費方式變革、產業結構調整、經濟轉型升級的重大命題。解決問題，最終也有賴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從這個意義上講，治理霧霾，也是全面深化改革、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突破口之一。

以霧霾為代表的生態環境問題，如何面對，怎樣破題，也是檢驗執行力的試金石。如果地方政府在制定決策時只看重“金山銀山”，綠水青山、藍天白云必然會成為犧牲品。這就需要我們的制度，能夠有效約束各級政府不能為求得一時的GDP數字而“竭澤而漁”，有效約束“飲鴆止渴”式作為。

因而，治理霧霾，首先要通過改革和完善考核制度，重塑官員的政績觀。追根究底，霾害呈現出“量變到質變”之勢，治本之策還在于打造指起來對路、揮起來有力的“指揮棒”，同樣是有關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命題。

法治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基礎，霧霾治理工作也應凸顯法律的分量。從倫敦、洛杉磯等西方國家城市治理霧霾的經驗來看，加強和完善環保立法，是有效治理環境問題的關鍵。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治理霧霾，包括兩方面的內涵：其一，為節能減排劃定法律紅線，增加亂排亂放的法律成本；其二，斬斷地方環保部門與污染企業的利益鏈，依法追查環保領域的“蒼蠅”和“老虎”。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治理霧霾，關乎經濟發展與生態平衡的關系，需要在公共利益和局部利益之間找到最大公約數，歸根結底是由價值觀決定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了“努力建設美麗中國”的目標，踐行這一理念需要政府層面的頂層設計，也需要企業、社會組織、普通民眾將其內化為價值共識。

同呼吸，共命運。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進程中，涉及復雜利益博弈的“硬骨頭”不少，但相對而言，生態環境的治理，不僅在全社會最有共識，也最能凝聚力量攻堅。政府工作報告中，已經明確表示了“要像對貧困宣戰一樣，堅決對污染宣戰”的決心，人們期待各級政府盡快拿出有效、可持續的治霾行動，以此檢驗對全面深化改革的態度。

新華社記者 易艷剛

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大學第三醫院大外科主任劉忠軍在全國人大北京代表團分組審議會上表示，嚴重傷醫害醫行為就是犯罪行為，醫療糾紛不能成為傷醫害醫的借口。他建議改變將醫院作為“內保單位”的思路，將醫院納入公共場所治安管理范圍。

從去年10月浙江溫嶺殺醫案，到前不久黑龍江齊齊哈爾殺醫案，再到前些天廣東潮州發生的幾十人架著醫生游街事件，近年來各地發生的多起傷醫害醫事件，給原本欠佳的醫患關系雪上加霜。劉忠軍代表建議將醫院納入公共場所治理管理范圍，希望公安機關投入一定力量，像維護火車站、機場等公共場所治安那樣，維護醫院的治安秩序和醫療秩序，全力防范、遏制傷醫害醫行為，這個建議切合實際、合情合理，應當引起衛生行政部門、公安機關等有關方面的高度重視。

每一起傷醫事件發生后，輿論都同聲強烈譴責傷醫暴行，呼吁對涉案人員依法予以嚴懲。同時，人們很快從傷醫事件的具體情形，“跳”到從體制層面探討傷醫事件成因、從根本上尋求預防、遏制傷醫行為的宏觀思路上，并大致形成了如下共識：醫患關系惡化，傷醫事件頻發，一方面是由于沒有形成完備的醫療糾紛調處機制，導致醫患矛盾發生后，患者反映訴求、獲得救濟的渠道嚴重不暢，由此激化矛盾，釀成事端；另一方面是由于醫療資源配置不均衡，個人承擔醫療費用比重過大，“看病難”、“看病貴”放大了患者的焦慮感、無助感，惡化了醫務人員的執業環境，加深了醫患雙方的對立情緒。因此，預防、遏制傷醫行為，關鍵要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加大公共財政對醫療服務供需雙方的投入，推動醫療資源的公益性配置和均衡分布，切實解決普通百姓“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這樣才能緩解醫患雙方的負擔和壓力，完善醫療糾紛調處機制，形成互信互諒、重在協商的醫患文化，推動醫患關系根本好轉。

上述宏觀思路本身是沒有問題的，但對于眼下預防、遏制傷醫事件，卻不免“遠水不解近渴”。與其他領域存在的問題一樣，預防、遏制“傷醫”行為，“治本”自然十分重要，且需要高瞻遠矚、統籌協調，但“治標”更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緩，否則在“治本”方案全面實行之前，不知又將發生多少傷醫悲劇。當前，亟須按照2012年4月衛生部、公安部下發的《關于維護醫療機構秩序的通告》和2013年12月衛計委、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等11部委下發的《關于維護醫療秩序打擊涉醫違法犯罪專項行動方案》的要求，落實醫療機構內部治安保衛責任，強化醫療機構安全防范系統建設，完善醫院、警方聯動機制（有條件的地方可在醫院設警務室），嚴防各種傷醫害醫行為。

醫院和火車站、機場一樣，都是人員密集的公共場所，將醫院納入公共場所治安管理范圍，并不是多么苛刻的要求。預防、遏制傷醫當務之急要“治標”，要把違法犯罪勢頭狠狠打下去，對涉醫違法犯罪形成巨大威懾，同時積極落實醫改各項措施，努力尋求長遠治本之策，才能從源頭上保障醫務人員和患者的合法權益，推動形成均衡、良性的醫患關系。

慧宜（北京 職員）

在近期由余額寶等互聯網金融產品對銀行產生壓力后，各大銀行之間，甚至銀行業協會就都出現了利用市場壟斷優勢來擊退余額寶的想法。如果各大銀行將目前對付互聯網金融的這種做派用到未來利率市場化后的市場經營中，勢必將會使利率市場化應該達到的效果打一個不小的折扣。

央行行長周小川昨天在兩會新聞中心記者會上表示，人民幣利率市場化可能在最近一兩年內實現。人民幣貸款利率去年7月放開管制后，人民幣存款利率的放開已經是大勢所趨，從目前各家商業銀行為吸收存款而普遍利用央行所允許的存款利率有限浮動政策來看，人民幣存款利率放開的條件也已經成熟。因此，人民幣存款利率市場化的到來，完全有可能早于周小川預計的時間。（相關報道見A5版）

人民幣存款利率市場化是我國金融市場改革最重要的一躍，它將對我國居民的儲蓄理財發生重要影響，其中最為明顯的，正如周小川所說，“市場上肯定會出現一些新的過去沒有過的機會，這些機會可能會在短期內帶來稍高一些的回報，因此市場會追求這些機會，所以可能就會有利率在一定期間內有上行的可能性。”

利率市場化改革所產生的這種市場機會需要一定的條件才能出現，這就是在市場化環境之下產生的市場競爭。只有當各家銀行紛紛祭出競爭手段的時候，它們的存款利率才會出現比較大的差別，而儲戶也就有了選擇的空間，從而收獲到市場化改革帶來的好處。但是，由于銀行是以存貸款利率之間的息差為基本的生存手段的，存款利息高，它必然要推高貸款利率以保證自己的利益，但事實上在貸款利率也已實現市場化的條件下，銀行又會面臨與貸款客戶的博弈，在提高貸款利率上存在很大的難度。因此，當儲戶得到了利率市場化的好處的時候，就意味著銀行的息差收益將減少，如果形成趨勢，銀行甚至可能會從“最賺錢行業”這個寶座上跌落下來。雖然這正是利率市場化改革希望達到的目標，但這也決定了銀行必然會利用自己的優勢與市場對抗，一個很可能選擇的路徑便是多家銀行聯合起來確定共同的存款利率，或者采取協同手段對付可能出現的挑戰者。

很顯然，銀行之間可能達成的這種合作是一種市場壟斷。長期以來，我國的銀行得益于政府的特殊照顧，其競爭因子并不是很發達，它們對市場的分工更多是由計劃經濟時期的政府分配來完成，盡管這種分工現在已經打破，但各大銀行之間仍然表現得很默契，缺乏市場經濟之下應該具備的競爭精神。在近期由余額寶等互聯網金融產品對銀行產生壓力后，各大銀行之間，甚至銀行業協會就都出現了利用市場壟斷優勢來擊退余額寶的想法。如果各大銀行將目前對付互聯網金融的這種做派用到未來利率市場化后的市場經營中，勢必將會使利率市場化應該達到的效果打一個不小的折扣。

利率市場化改革將在很大程度上改變我國金融市場的業態，為了讓改革能夠順利推進，還需要建立一系列配套制度。目前，管理部門正在積極研究建立存款保險制度、銀行破產制度，民營資本投資建立自負盈虧的民資銀行的工作也在抓緊推進。但除此以外，為了適應利率市場化改革后的新的市場格局，還應建立有效的銀行業反壟斷機制。

在這方面，央行、銀監會作為行業主管機構，對此必須有清醒的認識，并且針對實際情況盡早在銀行業建立起反壟斷機制，以此來推動市場競爭機制的發育和成熟，而國家反壟斷部門更應該對此高度關注。最近兩年，國家發改委反壟斷局對出現在我國市場上的高檔白酒、日化用品以及黃金飾品的壟斷行為都進行了查處，對于電信行業的壟斷也表示了鮮明的態度，均收到了積極的效果。因此，對于金融市場存在的壟斷現象，反壟斷局也有必要密切關注。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推進社會治理創新。注重運用法治方式，實行多元主體共同治理。健全村務公開、居務公開和民主管理制度，更好發揮社會組織在公共服務和社會治理中的作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治理格局，有助于社會公共資源均等化、公共服務均衡化。我們非常贊成。但是，政府職能轉變，權力下放，監管不能缺位。

比如，政府購買服務初衷是為了厘清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充分發揮社會組織的積極作用。然而，許多原來由政府做的項目轉由第三方來承接的時候，也會產生一些問題，如行事不規范、服務不到位。目前，我們的社會組織和經濟組織結構不合理，發展不平衡，活動也不規范，缺乏有效競爭，亟須規范和指導。政府購買服務，監管不能缺位，否則，政府將項目包出去了，錢也花出去了，卻沒達到預期效果，百姓仍然不滿意。

除了購買服務，還應當發揮志愿者的作用，讓他們積極參與到社會治理中來，這將有利于基層社區的自治。比如，我們社區垃圾分類管理原來主要靠志愿者，他們不圖報酬，只要一份肯定和尊重。志愿者的行動對社區居民有潛移默化的作用，時間一長，垃圾分類就成了習慣。

老百姓心里有一桿秤，對黨和政府工作滿意不滿意，他們的評判很直接。凡是社會公共事務，不管是由政府直接提供，還是購買第三方服務，效果好不好，都直接影響黨和政府在群眾心目中的形象。因此，哪些項目可以購買，向誰購買，購買以后怎么監管，如何提高社會組織的能力和水平，如何確保為民服務的效果，把實事辦成好事，還要好好探索。

（作者為上海市長寧區虹橋社區（街道）虹儲居民區黨總支書記，本報記者曹玲娟、姜泓冰整理）

3月11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解放軍代表團全體會議并發表重要講話。新華社記者李剛攝

新華社北京3月11日電（記者曹智、李宣良）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11日在出席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解放軍代表團全體會議時強調，全軍要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改革創新精神開拓國防和軍隊建設新局面，為實現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而努力奮斗。

會上，8位代表就深入貫徹強軍目標、軍隊改革和建設、軍民融合發展等問題作了發言。

在認真聽取代表們的發言后，習近平圍繞實現強軍目標發表了重要講話。他指出，一年來，全軍和武警部隊堅決貫徹黨中央、中央軍委決策指示，緊緊圍繞實現強軍目標，堅持各項工作向打仗聚焦用勁，堅持嚴字當頭改作風正風氣，加強部隊全面建設，出色完成了黨和人民賦予的各項任務，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作出了重要貢獻。

習近平強調，實現強軍目標，必須勇敢承擔起我們這一代革命軍人的歷史責任。面對新的形勢任務，必須以只爭朝夕的精神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我們希望和平，但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決不放棄維護國家正當權益、決不犧牲國家核心利益。現在，強軍的責任歷史地落在了我們肩上，要挑起這副擔子，必須敢于擔當，這既是黨和人民的期望，也是當代革命軍人應有的政治品格。各級黨委和領導干部要把帶領部隊實現強軍目標作為重大政治責任，一心一意想強軍、謀強軍，增強貫徹落實強軍目標的能力。廣大官兵要自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當代革命軍人核心價值觀，堅定信念，忠誠使命，努力在強軍興軍征程中書寫出彩的軍旅人生。

習近平指出，實現強軍目標，必須抓住戰略契機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解決制約國防和軍隊建設的體制性障礙、結構性矛盾、政策性問題，深入推進軍隊組織形態現代化。要堅持改革正確政治方向，堅持貫徹能打仗、打勝仗要求，堅持以軍事戰略創新為先導，進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觀念，進一步解放和發展戰斗力，進一步解放和增強軍隊活力，為實現強軍目標提供體制機制和政策制度保障。要破除思維定勢，樹立與強軍目標要求相適應的思維方式和思想觀念。必須堅持問題導向，堅持戰斗力標準，深入研究現代戰爭特點規律和制勝機理，抓住制約戰斗力建設的重難點問題，以重點突破帶動整體推進，讓一切戰斗力要素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軍隊現代化建設的源泉充分涌流。要有針對性地做好思想教育工作，營造有利于改革的良好氛圍，凝聚起改革的正能量，確保部隊高度穩定和集中統一，確保改革順利推進和各項任務圓滿完成。

習近平強調，實現強軍目標，必須同心協力做好軍民融合深度發展這篇大文章，既要發揮國家主導作用，又要發揮市場的作用，努力形成全要素、多領域、高效益的軍民融合深度發展格局。軍隊要遵循國防經濟規律和信息化條件下戰斗力建設規律，自覺將國防和軍隊建設融入經濟社會發展體系。地方要注重在經濟建設中貫徹國防需求，自覺把經濟布局調整同國防布局完善有機結合起來。要深入做好新形勢下雙擁工作，加強國防教育，健全國防動員體制機制。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支持軍隊建設和改革，配合軍隊完成多樣化軍事任務，為實現強軍目標提供有力保障。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范長龍主持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許其亮，中央軍委委員常萬全、房峰輝、張陽、趙克石、張又俠、吳勝利、馬曉天、魏鳳和出席。

會議結束時，習近平來到部分基層和科研一線軍隊人大代表中間，同大家親切交談，詢問了解他們工作學習生活情況，勉勵大家立足本職崗位，為實現強軍目標作貢獻。

3月11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解放軍代表團全體會議并發表重要講話。這是會議結束時，習近平來到部分基層和科研一線軍隊人大代表中間，同大家親切交談。新華社記者李剛攝

今年兩會上，無論政府和“兩高”的工作報告，還是代表委員的議政建言，“依法”都是反復出現的一個詞。這體現了一種法治共識，也強化一項治理標準。

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對領導干部來說，如何衡量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能力？除了看能不能依法辦事，還要看愿不愿依法辦事、敢不敢依法辦事。

換句話說，一事當前，是先想到法治方式，還是法外手段？處理矛盾，是只想著息事寧人，還是捍衛法律尊嚴？面對壓力，是只顧四處討好，還是堅守法律底線？調整利益，是會哭的孩子有奶吃，還是堅持一碗水端平？

這些問題，似乎都是底線要求，但換個角度，則體現了一種擔當精神。“擔當起該擔當的責任”，“領導干部要敢于擔當”，在中央領導多次強調“擔當”的語境中，依法辦事應該成為最醒目的度量衡。

現在有種現象，一些地方遭遇負面新聞，不問青紅皂白，就火速免職干部，以此平息輿論；不管是非曲直，只希望花錢買太平，趕緊捂蓋子滅火；不顧合法與否，在“強者”“弱者”的概念下，主觀偏袒一方。這種做法看似高效，卻忽視了“法治是最大的公共利益”，也導致了法律公信力的下降。那種“信訪不信法”的思維，那種“有律法沒辦法”的尷尬，那種“按下葫蘆浮起瓢”的疲憊，莫不與此有關。不信法律，談何法治？

實踐中，經常會有類似的辯解：“如果樣樣都依法，我們就會一事無成。”在有些人看來，法律程序繁瑣、限制太多，許多“急病”等不得慢郎中，還不如土辦法管用。因此，即便是“依法辦事”，也不過是做一套法律的面子，操作中還是人治的里子。尤其是推進改革，許多人還停留在“闖紅燈”的慣性思維中。決策不依法、遇事不講法、辦事不守法，有認識能力的問題，更有思想態度的問題。

“精致的利己主義者”，這是最近一個流行詞，也可以用來分析上述問題。許多時候，不依法辦事的背后，是一種精巧的利益考量。行使依法不該行使的權力，往往是為了謀求不當利益；逃避依法應該履行的職責，常常是為了降低自身風險。然而，合意依法、不合意違法，倘若都是機會主義，何來法律信仰？寧愿不干事，唯求不出事，倘若都搞明哲保身，何來鐵面執法？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倘若都不敢堅持原則，何來法律權威？

當然，強調依法辦事的擔當，也要有依法平安的保障。一方面要樹立導向：比如，“各級領導干部要帶頭依法辦事”，“凡屬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據”；另一方面要明確后果：比如，“法官、檢察官、人民警察對辦案質量終身負責”，“各級組織部門要把能不能依法辦事、遵守法律作為考察識別干部的重要條件。”對不作為亂作為的懲戒，給敢擔當敢負責的撐腰，才能打消“站得住的頂不住、頂得住的站不住”的顧慮，讓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在更多干部身上生長。

法律的生命在于實施，法治的實現離不開擔當。“規章只不過是穹隆頂上的拱梁，而唯有慢慢誕生的風尚才最后構成那個穹隆頂上的不可動搖的拱心石”。當更多人在領導干部依法履職中堅定法律信仰，當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成為普遍選擇，法治中國才有希望。

——深化改革看兩會④

最迫切的思想解放就是尊重規律，讓科學的事情科學辦；最需要的支持就是簡政放權，讓科研力量得以輕裝上陣，去搏擊技術變革的風浪。

“我們生長的時代是一個令人激動的時代”，技術創新每天都在帶來改變與驚喜。看著微信入眠，點擊打車軟件出行，打開手機看投資收益……正是感受著新一輪創新浪潮的澎湃氣息，九三學社的提案聚焦科技創新才更顯及時，互聯網金融、大數據等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才更有共識。問題是，創新潮流浩蕩而來，我們準備好了嗎？

“一則以喜，一則以憂”，解讀兩會關于創新領域的討論，這種印象分外強烈。神十飛天、嫦娥登月、蛟龍探海，高精尖的創新杰作，表明孕育了四大發明的中國人，完全有聰明才智打造一個現代的創新型國家。而另一方面，我們又面臨不少尷尬與困境。盡管我國科研經費年投入突破萬億元、科技人力資源總量世界第一，但原始創新能力依然不強，科技成果轉化率僅為10%左右，“兩張皮”問題和孤島現象依然突出。大而不強、多而不精、研而不用，其實拷問的是：創新潛力如何釋放？創新活力怎樣迸發？其中的癥結又在哪里？

這段時間，不少代表委員都在追問：科研人員的時間都去哪兒了？“1/3跑項目，1/3開會，只剩下1/3時間在搞科研”，這樣量化而又富有現實感的答案，引起了強烈共鳴。

一個“跑”字，訴說著一些地方和領域中科研經費“誰跑誰得，有關系多得”的潛規則，項目申報“一盤菜端幾家，一個姑娘嫁多家”的亂象，評價機制“外行評內行”的悖謬，資源使用“有人跑錢苦，有人花錢愁”的怪現狀。也正是這一個“跑”字，一頭連著實驗室的試管，一頭連著辦公桌上的公章，于無奈之中，折射出行政主導干預、資源分配不公、學術權力化等頑疾。

“時間去哪兒了”，問出了科技、市場、政府之間的糾結與沖撞。正如全國政協委員盧柯等人指出的，管理部門既有管得太細、導演“拉郎配”的越位問題，也有對基礎研究、共性關鍵技術研究等重視不夠的缺位問題，還有急于求成、追求顯績的思想問題。愛因斯坦說過，搞科學研究，不能老在一個木板很薄的地方打很多洞，但就是不敢去碰那木板比較厚的地方。觀念上的功利病、管理上的官本位、機制上的僵化癥，何嘗不是創新之路上急需清除的絆腳石？又何嘗不是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必須啃下的硬骨頭？

習近平總書記一再強調，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最為緊迫的是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加快科技體制改革步伐，破除一切束縛創新驅動發展的觀念和體制機制障礙。從這樣的現實語境來反思，九三學社的提案看似“爆冷”，其實關涉深化改革的熱點與難點問題：如何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創新體制機制，讓市場真正成為配置創新資源的力量，讓企業真正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

從建立創新活動的分類評價機制，到推進技術市場建設；從實現政府科研資金透明化，到國企考核與技術創新掛鉤，透視代表委員們的建言獻策，盡管各展所學、各有懷抱，但無不源于“抓住了就是機遇，抓不住就是挑戰”的憂患、出于“向改革要動力、向市場要活力”的思慮。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事而制，今天我們推進創新驅動，最迫切的思想解放就是尊重規律，讓科學的事情科學辦；最需要的支持就是簡政放權，讓科研力量得以輕裝上陣，去搏擊技術變革的風浪。

“站在臺風口，一頭豬都能飛起來”，一位企業家的創業感悟，道出了企業發展“謀勢”與“做事”的辯證法。對處于轉型發展關鍵節點的中國來說，創新驅動是大勢所趨，也是當務之急。九萬里風鵬正舉，只有在改革中開掘創新活力的臺風口，讓“處處是創造之事、時時是創造之時、人人是創造之人”，那么順勢而為的創新力量，不僅能推動產業向全球價值鏈高端躍升，更能把中國推向現代化的新高度。

民主政治發展的一個標志在于，人們開始關心起政治，重視那些民意代表是否履職、稱職。過去幾年的“兩會”，外界對委員代表的履職表現投入了較多的精力。

不過，從委員代表的履職表現看問題，只呈現出單向的一面。從委員代表自身出發，他們在履職過程中有過什么遭遇，又是如何去應對的，則是構成參政議政圖貌的另一面。這幾天，來自會場的一些聲音，某種程度上道出了這另一面的情況。

前天是政協小組討論時間，委員們結合自己的履職實踐討論政協工作，由于集中了不少的抱怨，被戲稱為“吐槽時刻”。比如，有委員自嘲，說了也白說，白說還要說。而更為具體的例子，是委員許明金講述的一個有關建設保障房的案例，姑且不說前后經歷的這種周折，就是到了最后，保障房建成了，供水供電卻沒有人管，協調會開了163次，問題還是沒有解決。用許明金的話說，作為政協委員，我曾三次寫信反映情況給市長，都沒有得到回復，愧當政協委員。

許明金講的例子可能有點極端，從在場委員們驚訝的反應來看，這樣的情況并不多見。然而，163次協調會和委員的感受卻著實反映了一些問題。

163次協調會，每次都有會議記錄，始終在協調，又始終協調不過來，開會和解決問題徹底地分開了，工作效率的問題不言自明。不過，如果僅從這一角度來談，問題可能還過于個案。我更關心的是委員參與163次協調會本身。

委員親自跟蹤自己所關注的問題，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想盡一切辦法，斡旋、協調、寫信向各方面反映情況，在一般看來都是一種積極的履職表現，也是值得肯定的。事實上，大部分最后付諸執行的提案，都是在這樣的全程參與，以及相關主責部門的配合處理中解決。所以如一些委員所言，問題能不能解決，不僅是提案所指向的問題是不是真的存在，它還要有委員對問題的持續跟進，委員個人打交道能力的運用等一系列其他因素同時成立。即便如此，問題能不能解決，依然不能確定。

拿163次協調會來說，拋開協調無果不論，委員前后參加了163次協調，其間付出了多少精力，光一個數字即說明了一切。花了這么大的精力卻沒有個結果，委員個人的挫敗感是可以理解的。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是什么樣的議題值得一個委員用去所有的履職時間呢？進一步而言，委員的工作，是不斷地研究問題，發現和提出問題，還是把所有精力放在同一個議題之上，幫助協調解決問題？照我們慣常的想法，委員的履職過程是從發現問題到解決問題的過程，這樣的想法，甚至與委員自嘲的“不決策、不執行”的尷尬定位不符。在我看來，協調這些進入執行層面的問題，并不該由委員負責，委員應該花更多的精力在找出問題，并向相關部門指出問題所在。

在這個層面上來說，委員們之所以會感到履職無力，陷入“無用功”的循環，是由于某種程度的“越界”。本質上，這種“越界”又是由執行層面的低效無為“倒逼”所致。委員的權力并不無限大，他們的精力能力也有局限，要打破這種悖論循環，還得在主責部門這頭找問題。

□ 本報評論員 付小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