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退熱論中的冷思考

□王廷惠

鼓勵和促進民間投資是治理危機、擴大內需的基本思路，這一政策主線極其清晰

迄今為止，“國進民退”現象具有局部性、行業性、暫時性和階段性，有一定的現實合理性。就輿論關注的山西煤炭業改革而言，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煤炭行業集中度，提高煤炭生產的機械化、信息化和安全性，消除礦難頻發痼疾，避免不可再生煤炭資源遭遇竭澤而漁的掠奪式開發，提高煤炭工業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另外，從戰略層面考慮，基于自然資源稀缺性、煤炭開采高風險性和國計民生角度的考慮，煤炭重組不無道理。

局部、行業和階段性“國進民退”現象值得關注，但不宜被加倍放大和誤解。我國改革開放的基本經驗，就是發揮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30年的經濟發展路徑決定市場化進程不容逆轉。“國進民退”并非中央本意，更未形成“國進民退”之態勢。鼓勵和促進民間投資是治理危機、擴大內需的基本思路，這一政策主線極其清晰。

但是，需要注意公眾關注“國進民退”現象背后的幾個問題。

全面現實地理解“國”與“民”的關系

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不應是你進我退、此消彼長的簡單對立關系。現代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應是相互補充、共同發展，甚至在一些經濟領域還需二者成為戰略合作伙伴，攜手提供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務。今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威廉姆森和奧斯特羅姆，獲獎緣由正是洞察到交易的中間性治理結構、混合治理以及多方治理方式，對經濟與社會運行中解決現實問題的豐富多樣方法之不懈探索。參照威廉姆森和奧斯特羅姆的思想路徑，也不至于將當前基于復雜現實采取的一些措施，誤解為市場經濟的倒退。山西省煤礦重組整合企業協議簽訂率達97.9%，整合保留的1053處礦井中，國有辦礦占19%，民營辦礦占28%，以股份制為主要形式的混合所有制企業辦礦占53%。至此，山西形成了以股份制企業為主要形式，國有、民營并存的辦礦格局。公私聯營的混合性質成為中國經濟發展形式更多元化的一種現實選擇。

明確國有企業的邊界與國有企業的功能

中共十五屆四中全會明確指出國有企業改革方向是“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國有經濟主要布局于涉及國家安全的行業、自然壟斷行業和重要的公共基礎設施行業，以及高新技術產業與支柱型產業。如果國有企業的目標函數與私營企業趨同，均為利潤導向或者國資委要求的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倘若公眾參與監督并分享國企利潤的渠道和機制不順，可能出現國企內部人控制的利益機制。利潤動機支配下國有企業的理性行動，有與民爭利之嫌。如果只是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提供者，國有企業的邊界應該是比較清晰。如果被賦予穩定社會、服務公眾、穩定市場等其他功能，國有企業的邊界可無限擴展。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機為國企邊界的擴展提供現實機遇，甚至成為既得利益集團和地方政府尋求自身利益的借口。倘若不明確邊界與功能，國有企業強勢進入競爭性領域，會影響競爭機制發揮作用，一定程度上會扭曲市場機制。國有資本應進入民營資本不愿進入、難以進入或無法進入的領域，利用資本優勢為民營企業搭建產業鏈平臺，促進經濟內生式可持續增長。

避免應急之策演變為長久之計

金融危機發生后，包括美國在內的不少國家均并用宏觀調控政策與波及產業的暫時國有化、局部國有化措施，目的是為市場機制盡早恢復作用創造條件和環境。目前我們要避免短期宏觀調控政策與政府微觀層面的具體政策干預并用常態化。因為最為關鍵的是，進一步發揮中央投資的帶動作用，支持、引導民間資本廣泛參與民生工程、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建設，進一步啟動民間投資和拉動消費需求。

產業重組和產業振興宜遵循市場邏輯

2009年初公布的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均涉及兼并與重組。大規模的產業重組現象仍將是2010年值得關注的現象。問題是在具體兼并重組的過程中，國企拿著國家注資和銀行優惠貸款實施并購，并非開放競爭過程優勝劣汰所致。如此資源配置方式，不利于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內生增長。產業整合過程極其復雜，各行業特點不同，不能用行政命令強行干預市場經濟。

政府須依法“進退”

依照產業振興規劃進行煤炭重組，山西“不要帶血的GDP”愿望良好。然而在具體實踐過程中，可能不是完全依法而是依照紅頭文件辦事。維持社會正義與社會公平是政府的重要職責，政府有責任維護市場主體的公平地位和程序正義，政府首先必須帶頭遵守制度規則，依法重組整合有關資源。只要規則公開、程序公正、平等競爭，優勝劣汰的進退過程，無論具體進退主體是何種所有制背景，均有利于資源配置并保持經濟的持續活力。

復蘇經濟與啟動內需根本思路是深化改革

首先要改革財政體制，健全公共財政，國民收入分配要向居民傾斜，只有持續有效的消費需求才能支持經濟長期增長。其次，必須加快金融體制改革，形成多種所有制、多層次、高效安全和結構合理的金融體系，切實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問題。第三，進一步對民間資本開放市場，降低電力、電信、石化、金融等高利潤行業的市場準入門檻，教育、醫療、文化等產業需打破體制性壟斷，消除制度障礙，進一步釋放民間投資能量，激發民間投資熱情。

作者系廣東商學院副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