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東平：就是因為過去我們對偏才怪才太不重視了，所以現在才會把這個問題提出來，成為一個問題。但我認為，發現個別偏才怪才不應該成為考試改革的主要目的。考試改革面向的是大多數人，真正的偏才怪才只是很小很小的群體。與其去刻意為之要發現偏怪之才，還不如面向大多數學生，尊重其個性發展，鼓勵其揚長避短。無論是高校還是輿論，如果過分地將精力集中在偏才怪才的發掘上，都是對考試改革的誤讀。

發現個性化人才，不等于發現偏才怪才。我舉個例子，芬蘭的高中會考，大概有6門，要求你達到一個合格的程度。但在高考的時候，你只要選你認為學得最好的兩門功課參加考試，因為你選擇的這兩門課已經體現了你的能力傾向和興趣傾向。這就叫個性選擇，這就叫揚長。我個人比較看重的，是這種面向大多數人的制度設計，而不是大多數人還是用著很陳舊的制度，然后挑選兩個典型，用寥寥幾個偏才怪才去點綴一下考試制度改革。無補于大局的小小花絮、炒來炒去的噱頭，沒有價值。

支玲琳：在網上廣為流傳的《在美國，什么樣的學生才能上哈佛？》中寫道，哈佛不會降分以求，不會要求偏才怪才，它對學生的要求只有一句話：尋找未來的領導人才。這一問，我們同樣要對國內的名校發問。

楊東平：這句話說得很對。西方最優秀的大學選拔人的時候，首先看重的不是學科成績，因為能夠進入選拔的人，學習成績都是無可挑剔的。剩下它要考察的，主要是學生的社會責任感，作為未來社會領袖的潛質、能力。在社會工作、社會關懷、社會參與、領導能力方面，西方大學的要求是非常明確的。因為這些大學對自己的使命定位，不是要把學生培養成一個狹隘的專家，而是把他們一個個培養成未來社會的知識分子。對于這些最優秀的大學而言，培養大師已經不是它們的日常目標。它們內在追求的真正目標，在于培養未來社會的領袖。這對那些時常把“培養大師”作為口號掛在嘴邊的國內高校，是有借鑒意義的。

現在為了公正，大家還是傾向于推薦考試成績最好的人。這個我認為，并無不妥。關鍵是在成績優異者中，要選擇那些有社會責任感、社會關懷、領導能力的卓越之才，不是純粹的書生型人物。但在目前的教育評價標準體系里，這恰恰是欠缺的。而在國外，這恰恰是很重要的評價。一個人如果只是成績優異，沒有領導過什么社會實踐活動，那你根本就沒希望進入名校。所以今天，所謂選拔標準的模糊之爭，背后潛藏的是評價體系的缺憾之失。

支玲琳：有些學校為何推薦不出人才，這背后可能不僅僅是標準不清的問題。

楊東平：我相信這是一個普遍的教育情況。因為經過我們現在中小學這么嚴酷的一個應試教育環境，到了高三，還能保有自己的個性和特長的學生確實已經罕有。最好的學生，不過就是學業優秀，門門優秀。這是在選拔之外，更深層的值得深思的話題。

至于所謂的標準，我認為非得列出個橫豎杠杠，可能也不盡準確。現在我們只是對文藝、體育人才比較有把握，因為這個標準是大家公認的，也容易檢測。但要是說一個人有什么特別的化學、物理天才，這個相對比較難鑒定。而且，最終的結果可能不準確。特別是社會科學領域人才，更不是那么簡單。比如當年的胡適，學的是農學；魯迅，學的是醫學。試想如果參加選拔，他們會是優秀生源嗎？人在成長的過程中，要經過多次的選擇，才能走上最適合他的自我實現的道路。所以人才培養，絕對不能把它簡單化，不能認為一個舉措，就能得到一個一勞永逸的結果；不能認為一項改革，就能解決所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