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0月，東歐和蘇聯的動蕩已經初現，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總書記卡達爾來華訪問，鄧小平與他會晤，向他提出忠告：不要照搬西方的做法；不要照搬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做法；不要丟掉自己制度的優越性。我想卡達爾本人是贊成鄧小平的觀點的，但他黨內的同事與他意見迥異，主張在匈牙利進行“徹底的政治改革”，使匈牙利變成“民主社會主義的實驗室”。結果就有了后來的政治和經濟的“兩個激進”療法，即政治上激進轉型，由原來的共產黨體制迅速轉變為西方式的多黨制； 經濟上采用激進的“休克療法”，由原來的計劃經濟迅速地轉向私有化、市場化。

20年過去了，匈牙利的情況怎么樣了呢？2008年，世界知名的GFK公司在匈牙利做了民調，結果是：62%的匈牙利人認為現在的生活不如20年前的卡達爾時期；只有14%的人認為現在是“最幸福的時期”，而60%的人認為卡達爾時期是“最幸福的時期”。

根據歐洲權威民調機構Eurobarameter 2008年初公布的調查結果，加入歐盟的6個東歐國家中，人民對政府信任度最高為21%，大部分低于20%，這個調查還是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做的。東歐劇變已過去20年，一路走來，很不順利。不能說大部分東歐人都想回到過去那個時代，那個時代也有很多問題，更何況世界上愿意自己國家歷史倒退20年的人恐怕總是少數。但是，如果東歐人民有機會重新選擇變革，大部分人絕不會選擇這種“兩個激進”的變革方法，而會選擇更為溫和理性的改革，因為東歐普通百姓為激進變革付出的代價實在太高。

“兩個激進”的核心是一個夢：只要進行激進的政治和經濟變革，這些國家就能很快成為發達國家。但結果是政治激進帶來了政治參與爆炸和持續動蕩混亂，一個新體制從建立到良好運作絕非容易；而“休克療法”則導致了惡性通貨膨脹，有時高達2000%以上，失業人數劇增，對一些國家的傷害絕不亞于一場浩劫，很多國家一時出現了既無政府干預、又無市場制度的狀況，為一小部分人大肆侵吞國有資產提供了機會，使不少東歐國家的腐敗變得一發而不可收拾。此外，經過“兩個激進”的變革之后，東歐全都變成了高度依賴西方的經濟體，包括銀行在內的經濟命脈幾乎全被西方公司掌控，這次金融危機使絕大多數東歐國家的境況雪上加霜。

其實，鄧小平當初對卡達爾講的三條意見，就是對中國模式總體思路的一個很好概括：不照搬西方，不照搬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不放棄自己的優勢。在這基礎上大膽探索體制創新，大膽學習和借鑒別人的一切長處，同時也發揮自己的優勢，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發展模式。1979年以來，中國的GDP已增加18倍，中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8000多億美元外資投資在中國，中國成了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對世界經濟和貿易增長的貢獻率達到12%左右，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巨大提高。美國前財長、著名經濟學家薩默斯做了估算：如果說英國工業革命期間，一個人的生活水平在自己生命周期里翻了一倍的話，那么在中國當今這場現代化大潮中，一個中國人的生活水平在自己的生命周期內可翻7倍。

在應對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機中，中國又展現了強大的宏觀調控能力，使中國經濟率先初步走出了金融危機的陰影，難怪美國金融家索羅斯最近多次感嘆：中國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也是這場金融危機的最大受益者。為什么中國能夠成為最大受益者？我認為最主要原因就是中國通過自己的大膽探索和試驗，已經形成了自己獨特有效的發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