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軼也提醒說，被拆遷的房屋不少都是居民的住房或者門面房。如果先拆遷再補償，那么很多人的正常居住條件和謀生手段就得不到保障。“是先補償到位再拆遷，還是先拆遷再補償，這個邏輯其實很簡單。”

由此來看各種拆遷事件，問題已經不限于拆遷條例，更在于立法的倒置。“我們現在沒有征收補償法，卻已經有了拆遷條例這個尾巴。根本性的問題是要對不動產征收補償立法。”王錫鋅說。

沈巋表示，座談會上專家也提了這些意見。但拆遷條例只涉及城市拆遷，征收補償法還包括農村建設用地的征收，問題更加復雜。“立法是一個審慎理性的過程，現在還不到統一立法的時候。”

“在法律上對公共利益作出原則規定，同時設計一套認定程序，避免符號化”

在上海，潘蓉夫婦的小樓被拆遷，是為了建設虹橋機場樞紐；在成都，唐福珍家被拆遷是為了建設污水處理廠，都是為了公共利益。在拆遷活動中，“公共利益”是反復出現的一個概念。但在法律上，公共利益并沒有明確的界定，以至于在轟轟烈烈的拆遷運動中，經常被異化為一個符號。

“現在相當一部分拆遷都不是為了公共利益，而是進行商業開發。”王軼坦言。

參與過物權法立法的王軼解釋說，制定物權法的時候沒有界定公共利益的概念或者對公共利益做出明確的類型列舉，是因為公共利益內涵和外延都不明確，而且具有“與時俱進”的特點，但是“大家認為，應該有一套確定公共利益的程序，政府應當依照權限和程序決定能否實施征收行為。同時也要有救濟的機制，賦予司法機關裁判權。如果公民認為政府的征收行為不是出于公共利益，就應該允許他到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最終由法院來裁定。”

在一些國家，法律也沒有對公共利益作出明確規定，但并不妨礙對公共利益的認定。王錫鋅也表示：“可以借鑒國外的經驗，在法律上對公共利益作出原則性規定，同時設計一套認定程序，避免在拆遷中被符號化。”首先是公開，同時要讓公眾參與討論，保證各方面都能充分表達意見。這樣，在認定公共利益的時候，就能防止地方政府自說自話濫用行政權力。

“座談會上已經達成共識，對公共利益要作列舉性、描述性的規定，對公共利益討論的程序也要作出規定。”王錫鋅明確表示。“我們也希望條例修改的過程能盡可能快一點，但立法要慎重，要在效率和質量上取得平衡。”

“憲法需要長出牙齒，立法法的規定需要落實，審查機制必須運轉起來”

北大5位教授提交的建議書在直指拆遷條例諸多弊病的同時，也把違憲、違法審查制度引入了公眾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