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封建時代懲治貪官總是雷聲大雨點小

古代朝廷用這軟勸硬逼的兩手整頓吏治的目的，一是要官吏們依法守法，不要過度剝削、超越朝廷尺度，避免出現“土崩”的現象，防止迅速激化階級矛盾。二是要避免官員腐化墮落，使封建官僚行政體制不能正常運轉，造成上下隔絕、尾大不掉之勢。第三是為了欺騙人民群眾，造成“天子圣明”的思想，傳播“好皇帝”的理想。第四，也是“家天下”的守財心理，就是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里說的“利不欲其遺于下，福必欲其斂于上”。宋代筆記《北夢瑣言》記載，后唐明宗李嗣源審理一個贓官，有個侍衛在旁邊為那個贓官說好話，李嗣源說：“食我廩祿，盜我倉儲，蘇秦復生，說我不得。”于是不由分說，連贓官帶說客一起砍了頭。

然而，封建帝王、官僚都是依靠壓榨農民來維持寄生生活，他們沒有根本沖突。封建帝王的第一要務是防止有人篡奪天下，而吏治的貪與廉并不馬上影響到統治。因此封建時代懲治貪官總是前緊后松，雷聲大雨點小，最多只是在建朝之初大張旗鼓地搞上幾年，以后很快就以“道德感化”為主了。如東漢雖然規定贓官要禁錮其子孫，才過了五六十年，到了安帝時，劉愷援引“《春秋》之義”，“吾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要求停止禁錮。以后就因陳忠的建議廢除了這一條。唐宋訂立“棄市”之法，但實際很少實行，一般都得以特敕解除。宋朝建立三十多年后就停止實行棄市法，改為流放。而殺貪官最起勁的朱元璋一死，“皮場廟”、“皮囊袋”之類就聽不見了，貪贓官僅僅流放而已。到了六十多年后的宣德年間，又改為出錢贖罪，等于宣告無罪了。

另外，作為“道德感化”、勸慰勉勵的戒石銘，也遭到了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的猛烈抨擊。王夫之在他的《宋論》一書中認為，這個戒石銘是“儒術不明，申韓雜進”的雜種學術產物。他說戒石銘短短的四句話，是要滅絕人間最重要的天道，蔑視士大夫君子的情操，引導百姓喪失固有的忠厚和平的人性，使得老百姓一個個交相爭奪、互相怨恨，簡直就是一個充滿“負面作用”的宣示。首先，戒石銘說官吏的俸祿是民膏民脂，“則天子受萬方之貢賦，愈不忍言矣”，那就是將皇帝是最大的吸血鬼這個秘密給說穿了，王夫之說，這簡直就是滅絕了人倫天道。其次，戒石銘宣示皇帝“取民之膏脂以奉汝”，就是公開宣稱朝廷剝削了人民的血肉膏脂來豢養官吏，那不是在侮辱士大夫嗎？“是以謂毀君子之風操也”。再次，這個說法推而廣之，小官認為大官和自己一樣是吸血鬼，而兒子也可以說老子是吃他的膏脂了，這樣就動搖了整套倫常道德，于是民間都要“趨利棄義，互相怨怒”，而人類社會也就變成禽獸群體了。又次，戒石銘又公開了“下民”與官吏誰養活誰的道理，這不是在給“亂民”辱罵攻擊官府提供借口嗎？這樣會導致百姓喪失天生的善良性情，丟掉忠厚和平的性格，都要起來和官府爭論。這在王夫之看來是最大逆不道的了。最后，“上天難欺”四個字，正說明皇帝無法控制貪官，而只能恐嚇官吏。而且“敬天，而念天之所鑒者，惟予一人而已，非群工庶尹之得分其責也”，與天打交道的只能是天子一人，怎么可以把這個權力下放呢？因此，王夫之認為，“君天下者，人心風化之所宗也，而可揭此以告天下乎”？可惜他只是個“在野派”，否則一定要將戒石砸爛而后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