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派的重量級人物戴震闡述考證要旨：“至若經之難明，尚有若干事：誦堯典數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運行，則掩卷不能卒業……。”“然尋求而獲，有十分之見，有未至十分之見。所謂十分之見，必征之古而靡不條貫，合諸道而不留余議。巨細畢究，本末兼察。若夫依于傳聞以擬其是，擇于眾說以裁其優，出于空言以定其論，據于孤證以信其通，雖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淵泉所導，循根可以達杪，不手披枝肄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見也。以此治經，失‘不知為不知’之意，而徒增一惑，以滋識者之辯之也。”“十分之見”關鍵在一個征“（證）”字。戴震為收入《四庫》的《幾何原本》（利馬竇授、徐光啟譯）作提要，稱該書“有界說（即定義），有公論（公理），有設題（推理）。界說者，先取所用名目，解說之；公論者，舉其不可疑之理；設題則據所欲言之理，次第設之。……每題有法、有解、有論、有系。法言題用；解述題意；論則發明其所以然之理；系則又有旁通者焉。”他自己的著作《孟子字義疏證》就遵循了這種格式。

在歐洲，長期處于專制國王統治和天主教保守勢力控制下的法國，此時正涌動著一股被稱為“啟蒙”（des Lumieres）的思潮，啟蒙思想家“不承認任何外界的權威，不管這種權威是什么樣的。宗教、自然觀、社會、國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無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須在理性的法庭面前為自己的存在作辯護或者放棄存在的權利。”（恩格斯語）洋洋灑灑的《百科全書》（L’Encyclopedie，1751—1780）就是這個思想運動的一個豐碩成果。參與《百科全書》的撰寫者會聚了一時之選，所以有“百科全書派”一說。但如果說，《百科全書》煥發的是脫胎換骨的新追求，那么，印襯著嚴厲官方背景的《四庫全書》卻凝聚了厚重的復古色彩（且不論還有趁機進行文化清算的“格式化”意圖）。

明清之際的亂象并不能掩蓋科學史上的輝煌。李時珍《本草綱目》，程大位《算法統宗》，朱載堉《樂律全書》，徐光啟《農政全書》，徐弘祖《游記》，宋應星《天工開物》，方以智《物理小識》等等都有總結性的“大全”面貌，代表了傳統科學的極致。從個案上看，它們的確構成了一個又一個高峰，但就整體而言，卻并沒有形成真正的規模效益。李之藻注意到，西人“通國之后，曹聚而講究之。窺測既核，研究亦審，與吾中國數百年來，始得一人，無師無友，自悟自是，此豈可以疏密較者哉。”（李之藻：《請譯西洋歷法等書疏》）類似地，錢大昕也認為：“歐羅巴之巧，非能勝于中土，特以父子師弟，世世祖授，故久而轉精。而中土之善于數者，儒學輒為小技。……中法之絀于歐羅巴也，由于儒者不知數也。”（錢大昕：《續疇人傳》卷五十）其實，真實的原因又豈止“歷算”、“數術”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