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在軍隊與政治的關系上，中國一直實行文官領導軍隊的制度，不允許軍隊干預政治，但又始終奉行黨指揮槍的原則。

5）在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上，一個相對獨立的公民社會已經產生，并且正在對社會生活產生日益重大的影響，但正像中國的市場經濟是政府引導的市場經濟(government-led market economy)一樣，中國的公民社會也帶有政府引導的性質（government-led civil society），多數民間組織并不具有西方國家的民間組織那樣的自主性。

從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方面看，“中國模式”堅持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同時輔之以強有力的政府調控。從改革與穩定的關系方面看，“中國模式”較好地處理了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系。中國力求政治發展和經濟發展的軟著陸，并且比較成功地實現了社會的平穩轉型，在推進經濟高速發展和社會整體性變遷的同時，沒有出現國家的失控和政局的震蕩。同時，隨著社會政治和經濟生活從傳統向現代化的轉型，穩定的內容與形式也隨之發生重大變化。原先的以“堵”為主的靜態穩定，逐漸讓位于以“疏”為主的動態穩定。從改革和發展的策略來看，“中國模式”推行增量的經濟與政治改革，以漸進改革為主要的發展策略，同時進行必要的突破性改革。無論是經濟改革還是政治改革，一個基本的原則是，必須從總量上增加大多數人的經濟和政治利益，使多數人從改革中得到好處。

記者：從您的描述來看，中國模式不僅包括了您對中國現實發展經驗的概括，似乎也包含著您對中國模式的某種理想和期待，是這樣嗎？

確實如此。除了對現實的理論概括和分析之外，我對中國模式還充滿著一種期待和理想。這也許是我的“中國模式”觀不同于其他中國模式論的重要區別之一。我覺得，一種完整意義上的發展模式，決不只有成功的經驗，也必然有其深刻的教訓。我們必須認真總結我們在發展過程中所付出的代價和必須吸取的教訓。中國模式的優勢和成就不容否定，但它所面臨的嚴峻挑戰也不能回避。中國模式的未來前途，在很大程度中將取決于我們如何成功解決在公平正義、民主法治、科學發展、社會和諧、生態文明等方面所面臨的嚴重問題。我認為，在改革開放新的發展階段，“中國模式”的以下戰略選擇將變得更加重要，應當引起高度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