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實事求是地講，協議確實未能提供一份可以取代《京都議定書》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全面協議，而這恰恰是會前全世界人民所期望的。其實，即使會議通過了這樣一份文件，氣候變化問題的最終解決也僅是獲得一個新的起點。從這個意義上講，哥本哈根氣候大會是一次重要的會議，已經取得的積極成果，將成為此后國際氣候談判的基石。因此，簡單地斷定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失敗了的言論并不正確也是不負責任的。

各方博弈的焦點何在？

哥本哈根大會向世人展示出了一幅全新的氣候政治地圖。哥本哈根會議的實況告訴人們，由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衍生而出的氣候政治，正在被意識形態化。在這里，科學問題與政治話題被混淆糾纏于一。盡管大會前夕國際媒體爆出了所謂“氣候門”丑聞，但仍未能稍為緩解氣候變化已經成為全球性的“政治正確”標準，成為了一種新的國際政治的強勢話語。

這是一場陣線變幻不定、復雜混亂、令人精疲力竭的博弈，博弈中形成了立場各異的幾方：希望發揮主導權的歐盟；志在奪回氣候政治主導權的美國，以及追隨其后的所謂的“傘形集團”，包括歐盟之外的日、加、澳、新等國；以發展為第一要務的發展中國家，其中又因立場差異被區隔為新興發展中大國、77國集團和飽受氣候變暖之害的小海島國家及最貧窮國家。各方都不否認自己的責任，但顯然都各自有著自己的利益關切。早在會前，相關的國際政治博弈即已悄然展開。中美之間、美歐之間、中歐之間、發展中國家之間密集磋商，幕后斡旋緊鑼密鼓。

為爭取會議上的政治主動權，各國紛紛提前亮出減排承諾的底牌。歐盟2007年即提出，爭取到2020年將溫室氣體排放量在1990年基礎上減少20%，并表示愿與其他發達國家一道將中期減排目標提高到30%。奧巴馬政府宣布到2020年在2005年基礎上減排17%，這僅相當于在1990年基礎上減排4%。日本的中期減排目標是25%，但其前提條件是所有主要排放國參與減排。這個前提條件沒有區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違背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澳大利亞承諾到2020年在2000年基礎上減排5%至25%（后一個數字均是有條件承諾），但這個目標卻被澳議會兩次否決。根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估計，發達國家的中期減排目標應該達到25%至40%，才能避免全球變暖至危險水平。顯然，發達國家的上述減排承諾遠遠不夠。與此同時，中國政府鄭重承諾，到2020年實現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其后，印度也作出承諾在同一時期內降低其碳密度20%至25%；巴西計劃到2020年在預期基礎上減排36.1%至38.9%；南非表示將在2020年至2025年間達到排放峰值。同時，“基礎四國”宣布了共同的與會立場和共進退的政治決心。大會開幕當天，中國科技部長萬鋼表示，中國溫室氣體排放將在2030—2040年間達到頂峰。這是中國官方首次明確提出中國排放的峰值年份預期。這些承諾表明，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態度是積極負責和令人鼓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