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農民進城面臨著兩道關。第一道關是“顯性戶籍墻”。1978年以前，這一道墻很難逾越。改革開放以后，隨著市場取向改革的逐步深化，農民要想跨越“顯性戶籍墻”越來越容易。1988年，國家逐步放開糧食和副食品價格。1993年，全國范圍內取消糧票，以戶籍制度為基礎的票證制度取消，戶籍對城鄉人口流動的限制功能被削弱。以此為契機，農民開始大量進入城市。這意味著當前進入城市打工的新生代農民工，不僅自己不愿意回到農村，政府也沒有可能再把他們送回農村。況且，工業化、城市化也離不開農民工。同全國一樣，在福建，進城打工的農民工數量已超過城市的產業工人。

農民工市民化的最大障礙在于第二道關，即“隱性戶籍墻”。農民工這一特殊社會群體的存在，表明我國城鄉勞動力轉移的特殊性，即大量農村勞動力在實現職業轉移的同時，其空間遷移（永久性遷移）卻沒有同步實現。應當認識到，城市化過程，不僅僅是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的過程，更重要的是農民職業的非農業化、生活質量城市化、社會身份市民化。如果城市化僅僅完成農民向農民工的轉化，而沒有實現農民工向市民的轉化，不僅不利于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完全轉移，不利于城市化目標的真正實現，從戰略上看，也不利于勞動者素質的提高，不利于城市產業結構升級，不利于社會穩定。當前，我國城市農民工市民化處在邊緣化狀態。這種邊緣化可以細化為工作性質邊緣化（非正規就業）、居住分布邊緣化（多半居住在城中村）、社會地位邊緣化（仍保留農民身份）、經濟地位邊緣化（同工不同酬）以及社會心態邊緣化、繼承性邊緣化。總而言之，城市農民工是仍處于城市制度之外的社會群體。當前正在進行的城市化制度創新，就是要把農民工從制度之外、體制之外的社會群體，轉化為制度之內、體制之內的社會群體，把農民工轉化為市民。

推進城鎮化發展的制度創新，是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的一大亮點。當前，影響農民工市民化的因素，歸納起來，包括戶籍制度、勞動制度、就業制度、教育制度、住房制度、醫療制度、養老制度等等。只有從根本上破除當前仍存在于城市中的上述二元制度，才有可能為農民工市民化消除制度性障礙。目前，全國許多城市的戶籍制度改革，更多是屬于取消形式上的戶籍歧視，而對依附在戶籍上的種種不平等待遇，依然沒有實質性改善。針對這種情況，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把農民工市民化的重點放在增進農民工的福利和保障他們的權利上，明確指出，當前城鎮化的重點，應放在把符合條件的農業人口轉變為市民，特別是把新生代農民工轉變為市民，使他們與當地居民享受同等權益。這就意味著農民工在“農轉非”、就業、子女入學、醫療、住房、養老以及其他社會保障等方面，將更快實現他們與市民同等待遇的愿望。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還提到，要著力改善農民工居住條件，鼓勵有條件的城市將有穩定職業，且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農民工，納入城鎮住房保障體系。這意味著農民工將逐步告別常年住在簡陋工棚的生活，經濟適用房、廉租房將逐步成為農民工的安家之所。（作者為廈門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