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問題上，筆者以為，黨作為一種組織和觀念，并非需要專門人員來代表，同樣是人，為什么只有黨委書記能夠代表黨，而校長就不能代表黨呢？黨委所屬機構的功能為什么就不能由行政機構代行呢？事實上，有些高校的黨政領導職務由一人兼任的現象，正說明黨的意志是可以由行政領導者同時完成的，黨委所屬機構的功能也是可以融入到行政機構的職能中的。總之，對大學中黨政關系的重新理解，是大學“去行政化”的關鍵。否則，任何“去行政化”的設想，都可能只是一種空想。

“去行政化”的基礎是建立現代大學制度。制度是社會各種組織活動的規范和標準，也是一種組織和規范體系。制度以一定的思想、觀念、理論為前提，既是這種思想、觀念、理論的反映，又是這種思想、觀念、理論的載體。制度對事業或活動有非常大的引導和規范作用。好的制度可以促進事業成功，取得勝利；壞的制度可以使事業衰落，風氣敗壞。大學中的行政化現象表明，我國現實的大學制度并不是一種合理的制度，需要進行革新或置換。要“去行政化”，就必須對現行體制進行革新，建立反映大學本質和宗旨的現代大學制度。審視世界大學的制度形態，可見保證國外大學其所以為大學的現代大學制度，既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又是一種教育和文化機構的現實存在，其基本內涵為反映了大學活動規律、融匯了大學先進思想、體現了大學本質和精神、能夠保證大學師生教育和學習權利的“學術自由、教授治校、大學自治”等內容。這種制度其所以能夠在世界范圍內通行，是因為大學是一種普世性事業，在本質上都是一樣的，不以國別、地區、民族的差異為轉移。大學的這種性質表明大學制度也同樣具有普世的性質，世界上其他國家的大學制度，也同樣可以被引進為我國的大學制度。事實上，我國早期大學的成功，就是得益于對世界其他國家大學制度的移植和引進。所以，我國大學中的“去行政化”活動必須以建設現代大學制度為基礎。否則，打破了舊的制度，卻沒有新的制度予以補充，大學的活動將失去制度的基礎。其行為會像沒有河床的水流，既漫無邊際，又給人類造成災難。

“去行政化”的突破口是對大學校長實行教授委員會選舉或公開選聘。大學“去行政化”是個系統工程，需要從觀念、制度、風氣、人員素質等多方面進行努力。但立足于我國大學的實際，一個最合理的突破口就是校長的公開選拔和聘任。由于校長是大學的核心要素，是大學名正言順的領導者，也是大學應然意義上的統帥和靈魂。一個大學的辦學是否成功，全在于校長的人選是否得當。我國的大學是這樣，外國的大學也是這樣。世界上任何一所著名大學，歷史上肯定都有過一任或幾任杰出的校長。世界著名大學的歷史，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著名大學校長的歷史。我國大學要“去行政化”，其首要的工作無疑是應該選拔出具有教育家素養和情懷的大學校長。然而，審視我國目前的大學校長選拔機制，還是一種典型的行政領導干部的選拔方式，所選拔出的大學校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行政化現象的制造者或推動者，若期望由他們來進行“去行政化”，無疑只是一種奢望。所以，要“去行政化”，就應該改目前的由“上級”委派大學校長為由大學中的教授委員會公開選舉或由教授委員會公開聘任大學校長，變以往的大學校長只對上負責為既對上負責又對下負責，變以往的注重追求政績為追求教育本質和宗旨，追求大學的品格和精神。近些年來，不斷有學者呼吁應該對大學校長選拔體制進行改革，說明公開選拔或選聘大學校長已經具有了一定的民意基礎。若教育決策者們能夠下定決心，改大學校長的委派制為公開選聘制，那一定能夠得到社會各界的好評和支持，也能成為大學體制改革的突破口，帶動大學體制的革新和超越，促進大學制度的實質性進步。

顯而易見，上述的“去行政化”條件是不容易達到的，但如果沒有這些條件，“去行政化”的目標則是難以實現的。這正是我國大學目前面臨的困境：不變革，大學將面臨深刻的危機，遭受社會嚴厲的批評和詬病；要變革，我們卻往往缺乏決心和勇氣，不敢打破既有的權力和利益格局，使改革失去合適的機會。所以，社會的大學“去行政化”訴求，正在考驗決策者們的智慧和勇氣。（作者為江蘇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