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政府下決心在每一個重點鎮、中心鎮各造就一所教育質量堪與市級重點學校媲美的小學和中學，其所帶來的人口集聚效應將遠遠快于并高于經由產業集聚帶來的人口集聚效應。

去年底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和今年初的中央一號文件都重點強調了推進城鎮化發展的措施，如“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加快落實放寬中小城市、小城鎮特別是縣城和中心鎮落戶條件的政策，促進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在城鎮落戶并享有與當地城鎮居民同等的權益”，等等。推進城鎮化的所有措施其實都指向一個目標，即如何讓越來越多的農民愿意搬到城鎮里居住，并從農村戶口轉為城鎮戶口，以此提高我國城市人口的比例。

其實，我國城鎮化戰略實施已久，人們也并不陌生于上述的種種措施，但成果卻不盡如人意。以至于有代表、委員在今年“兩會”期間拋出“空心鎮”的話題，認為我國目前不僅存在大量“空心村”，而且還開始出現“空心鎮”，即某些城鎮既形不成人口集聚，也形不成產業集聚。城鎮人口外流，以城鎮為中心的區域經濟日漸弱化。在此情形下，只要農民還有正常的理性，有誰愿意舍棄哪怕已經沒有多少產出效應的耕地和宅基地而去做一個徒有其名的“城鎮人”？如果小城鎮本身已在衰弱，如果成為“城鎮人”之后已無利可圖，那么，農民一定是拒絕“被城鎮化”的。如果把“城鄉二元結構”中的“城”僅僅理解為“小城鎮”的話，那么，所謂“城鄉戶籍壁壘”，在一定程度上便是一個偽問題。

當然，中央作出發展小城鎮的戰略部署也是有見于我國廣大小城鎮積弱不振的現狀。但必須看到的是，小城鎮的低迷乃至萎縮，并非“城鄉二元結構”所致，而是經濟全球化和大企業大資本聯手攻“鎮”掠地、橫掃市場的后遺癥。原來的小城鎮，哪怕多么偏僻，都有周期不等的集市，尚能維持其區域人流、物流和市場中心的地位。如今，資本下鄉，“超市”代替了集市，“名牌”乃至假冒“名牌”打敗了貨真價實的土特產，小城鎮在周邊村民心中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一落千丈。從中央到地方到學者，“以產業集聚帶動人口集聚”幾已成為推進城鎮化的共識。但在各種生產要素不斷涌向大城市的今天，所謂“促進特色產業、優勢項目向縣城和重點鎮集聚”，又談何容易。我國小城鎮的發展基礎、資源承載能力和市場空間本就極為有限，加上如今市場化的力量儼然勢不可擋，如果局限于“以產業集聚帶動人口集聚”的思路，政府可作為的空間和效果都將有限。

不可否認的是，對今天的農民來說，即使城鎮的魅力不如往昔，但還是有些人愿意往縣城或者城市移居。這是一批特定的人群，他們移居城鎮不是為了創業，而是為了給下一代謀求優質的教育資源，不惜代價離土別鄉，到城市租房落腳或者買房落戶，陪子伴孫讀書。他們甚至也不是農村中的先富階層，因為家境平平而“因教”一時“致貧”者，也早已不是什么新聞。這一與其說是喜不如說是憂的現象，乃深刻反映了義務教育已在廣大農村全面實施的今天，我國城鄉教育資源配置日益嚴重不均并且遠遠不能滿足農民對優質教育需求的事實。所以，欲達短期內快速推進城鎮化之功效，政府在致力于設計小城鎮經濟發展的同時，應不忘政府真正應該扮演的角色，推進教育均衡化。在優質教育資源一時還無法在廣大范圍內全面獲得均衡配置時，起碼應分步走，先將目前集中于縣城和城市的優質教育資源相對均衡配置于縣域范圍內的其他少數重點鎮、中心鎮，這樣，既盡到政府促進教育公平之職責，又可收到農村人口在城鎮聚集之功效。如果政府能以行政干預手段調集教育資源，下大決心在每一個重點鎮、中心鎮各造就一所教育質量堪與市級重點學校媲美的小學和中學，其所帶來的人口集聚效應將遠遠快于并高于經由產業集聚帶來的人口集聚效應。

時下，市場化已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許多人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路徑依賴”。以教育均衡化推動城鎮化，也許可以對市場化“路徑依賴”進行適度矯正。事關農民的移居與遷徙，如果一味讓“市場化”去打頭陣，即使頭頂“城市化”的美麗光環，也是難以落實“有尊嚴的生活”的。作者系廣州市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開放時代》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