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歲的退休教授許挺,帶著92歲的老父到全國各地宣講孝道。這是一個令人感動的景象。

如果認為這位教授先生的行為是“作秀”、“為出名”,或許是一種世俗化誤解。許先生并非養生大師張悟本也并非李道長,他不會從這樣云游式的宣教活動中獲得任何好處。相反,如果我們將他的行為純粹理想化理解的話,他是不是有一點周游列國的孔夫子的影子?他們都背負理想,為了宣傳自己的理論到處云游,愿意為此承受顛簸流離和世人誤解的痛苦。去年胡玫導演的電影《孔子》播出時,不少觀眾都為那位在局促的流亡生涯中仍然到處宣揚“仁政”的孔子感動不已。可見,人人都可能被超越世俗的理想者所感動。

許先生并非孔子,但他的行為在潛意識中同樣具有苦行僧傳教的特點,因為行為太過激進而引起大眾傳媒的注意。事實上,社會生活中存在著大量個人理念的執著傳播者。個人思想的宣揚和官方思想、學院思想的宣揚沒什么本質不同,都是理念主義者們試圖以各自的思想去影響人們、影響社會。同樣,一個宣揚孝道和誠信的儒家傳教士和一位宣揚西方理論的自由主義者或者保守主義者也沒有什么不同。中國民間永遠不缺乏充滿激情的“傳教士”,他們可能不一定是專業的思想研究者,但卻可能在自己的輻射范圍內最大限度影響周圍的人。去年,重慶曾經上演一出“洗腳秀”,一位校長目睹其學生中的種種不孝行為,深感痛心,決定公開為自己的老母親洗腳,以讓自己的學生學會“感恩”自己的父母。無論是許先生還是那位校長,他們都是儒家思想的現實實踐者,他們作出這種行為基本上都是因為對身邊充斥著的“不孝行為”的不滿。對于困惑的他們來說,需要尋找一種解決問題的出口,而具有深厚民間土壤的儒家思想是最容易被“拿來”也最具有現實說服效果的。

與孝道“傳教士”對應的,是中國思想界近年的新儒家思想和文化保守主義潮流的崛起。如果說前者是民間人士對于解決現實困境的無意識選擇,那么后者則是知識分子給當今中國道德滑坡、文化斷裂、法治不彰等社會問題的一個解答。新儒家和文化保守主義者試圖重新回歸到傳統中國的盛世模式,國情和傳統是他們的主要論據。如果我們回望20世紀初期傳統與現代的中西論戰,會發現類似的問題已經在先哲那里有了答案。以忠孝為代表的儒家思想或許能夠喚起我們對傳統秩序的回憶,但現代社會的某些制度缺失仍然是當下中國系列問題的主要原因,新的社會倫理建設難道一定要找回老藥方嗎?如果顛倒次序,把制度缺失、法治不彰引發的社會問題歸咎于“不講忠孝仁愛”,恐怕就如同這位大講“孝道”的許先生一樣,未免讓人覺得有些迂腐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