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紅漫：打破上市公司高薪亂象從國企開始

上市公司2010年年報披露工作漸入尾聲。截至3月26日，滬深兩市有290家已披露年報公司表示不計劃分紅或轉贈股本，占到已發年報公司總數的32%，當中居然有54家公司超過10年沒有以任何方式回饋投資者。

值得注意的是，上市公司對股東的“吝嗇”與對企業高管的“大方”截然不同。股東分紅“顆粒無收”，而高管待遇仍持續上漲的情況并不罕見。在今年年報中，上市公司“厚此薄彼”的現象再度上演。例如，美利紙業(8.57,0.07,0.82%)2010年凈利潤虧損1.18億元，公司本年度不進行利潤分配或資本公積金轉贈股本。而同期，該公司高管年度報酬總額卻從88.57萬元暴漲到176.23萬元，漲幅近一倍多。與之類似的還有欣網視訊(34.33,1.38,4.19%)，公司2010年凈利潤約508.89萬元，同比下滑76.76%，公司宣布不進行利潤分配和資本公積金轉贈股本，而高管年度報酬總額卻從2009年的290.96萬元增長至377.02萬元，占公司全年凈利潤的一半以上。

事實上，因股東約束弱化而導致公司高管得享不合理高薪已是一項全球性問題。但在西方國家，扭曲的高管薪酬體系多囿于金融領域，而在國內則幾乎覆蓋各個行業。即便是國有上市公司，也往往會表現出向全民股東“反哺”意愿弱化，高管薪酬模糊的問題。以此觀之，在我國資本市場大力推崇“尊重股東、回報股東”的股權文化、規避股東利益被公司管理者侵占，尚需從完善監督環境著手。

其實，股東因公司績效不佳甚至虧損而無法獲得分紅，股東也無可指責。但公司高管卻仍舊能夠享受到超值激勵，公司經營狀況與高管待遇回報之間失去了必須關聯，就會受到各方質疑。在高管享受“高酬與低效齊飛”的背后，集中顯現了上市公司股東話語權部分缺失、對管理人道德風險約束弱化的問題。A股市場眾多散戶雖然在名義上具有重大事項決策權，但由于所持股份占比偏少且股份較為分散，其所擁有的權利往往止于紙面。由此，上市公司中存在嚴重的“所有者缺位”問題，股東大會實際上為管理者所掌控，監事會形同虛設，重大的決策大都由日常經營管理者做出。即便散戶對管理層不合理薪酬待遇表示不滿，也因為“位卑言輕”而無回轉之力，而通過法律訴訟所花費的時間、金錢、精力成本與最終收效也不相匹配。因此，類似“高管漲薪股東不分紅”等問題幾乎在每年年報收官之時都受到媒體關注和質疑，但卻鮮見有所收斂。

值得一提的是中外兩個市場的不同之處。海外市場“高薪虧損”主要集中在金融企業中，其他行業并不多見。這與現代金融產品復雜化模式有關，由于金融企業制造了一個又一個少有人能看懂的衍生金融產品，所以導致企業盈利測算與虧損責任難以確定，這是華爾街高管能夠借機獲得高薪的重要原因。而在A股市場上，長期不分紅的公司遍布各個行業，而針對高管薪酬爭議也是分布在各個領域。其中，國有上市公司高管因游走在市場化與行政體系兩者之間而成為關注的焦點。包括深發展的公司高管、華遠地產(7.18,0.16,2.28%)的任志強(微博 專欄)等，其薪酬之高都曾長期引發業界激烈爭議。一直以來，國有企業高管薪酬標準始終不甚透明，究竟是按照其行政職務為標準，還是參考市場規則，以及如何在兩者間建立平衡等問題，都因此變得含糊不清。比如公司披露的2010年年報顯示，任志強年薪758萬元，但是他自己曾說實際拿到的只有十分之一而已。

高管薪酬不透明與股東分紅不到位，其實是彼此相互關聯的兩個因素。前者的存在直接決定了后者的泛濫。因為既然高管薪酬與股東回報無關，那么自然就無需認真考慮股東利益。由此可見，解決A股市場利潤分配與“內部人控制”問題，需要針對問題集中的環節來集中突破。除了建立上市公司的分紅懲處、鼓勵制度外，特別應該關注國有上市公司薪酬與績效考核的問題。在國企高管薪酬與上市公司業績之間，應該建立起透明公開的管理制度，而不是單純以“打悶包”的形式來推進。如果國有企業的薪酬能夠率先實現透明和公開，那么上市公司績效考核與股東分紅問題也將能夠逐步得到改善與解決。推而廣之，甚至有助于實現部分行政官員收入待遇的公開化，為行政體制監督約束開一個好頭。就此而言，打破上市公司股東分紅與高管高薪潛規則，理應從國有上市公司率先做起。(作者系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