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導演賈樟柯看到一則新聞：一家生產飛機發動機的軍工廠宣布倒閉，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名為“二十四城”的豪華商業樓盤。一種說不上是沮喪還是興奮的心情觸動了敏感的賈樟柯，從《小武》開始，他就追蹤著中國社會變遷的步伐，現在，他所要做的只是記錄下整個拆遷的過程。

　　為此，他采訪了100多位老工人，他們為集體大工業付出的激情和汗水現在化成了無助而彷徨的傾訴：“我42歲，下崗，孩子要上初中，每個月200塊，我怎么辦？”

　　很多人在賈樟柯的面前淚如雨下，他們感到委屈，感到現實將夢擊碎后深入骨髓的痛。在中國經濟改革過程中，有這樣一群人，他們下崗了。

　　“這個問題是因為中國作為一個曾經的以國有企業為主的計劃經濟國家，在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這是改革必須經歷的陣痛，”見到《中國三十年》的作者庫恩博士時，我曾經問他下崗工人的陣痛是否是中國經濟改革必須承受之重，他這樣回答我，“中國的大部分國有企業都是按照前蘇聯的模式建立起來的，這種模式的企業規模很大，但是效率低下，這顯然是不正確的。現在的中國是個有利于多元化的國家，選擇也是越來越多元化，中國的經濟領域也必須進行改制。我們也經歷了國有企業的改制，有一些國有企業破產了。”

　　庫恩認為，中國正從一個低廉勞動力型經濟向高附加值經濟發展轉變的時期，我們不可能一方面說，我們要提高工人的收入水平，彌補他們之間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又維持產品低廉的成本，這顯然絕非理性。90年代，中國正在進行一次轉型。政府現在在做的一個事情，相比國有企業下崗工人的問題，低廉勞動力型經濟和高附加值經濟之間的矛盾可能是現在更急需解決的問題，而且下崗這個問題并沒有想象中的嚴重。

　　從中國經濟改革的大局來看，庫恩的觀點確實有其合理性。但是從下崗工人低劣生活水平的角度，我們又無法狠下心腸。下崗工人因為他們本身沒有的過錯而承擔了國家“摸著石頭過河”過程中所付出的代價，這本身是否具有合理性？改革奮力闖關，其背后有著千千萬萬《二十四城記》中的下崗工人的理解和支持，是他們本身在承受了極大的精神和物質上的損失后仍然保持了冷靜，將自身的痛楚化作再就業的動力或者用他們的寬容和忍耐度過一個個孤獨而拮據的日子。

　　正如庫恩博士所指出的，當國家從國有企業改革中獲得巨大收益后，政府就必須為那些失業工人負責，這就需要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和失業津貼制度，但遲至今日，這種保障制度的健全仍遙遙無期。

　　下崗工人作為弱勢群體，作為“低級知識分子”，他們不會在各種高端的經濟論壇或者“兩會”上高談闊論，提出符合他們這一階層利益的主張。他們需要一個代表(representative)，需要像賈樟柯這樣的知識分子來為他們“代言”。于是，賈樟柯用其對于底層大眾一貫的悲憫之心，不需要太多的修飾就打動了觀影者——也許趙濤、陳沖、呂麗萍等演員的虛構性表演在殘酷的真實面前都顯得多余。

　　《二十四城記》記錄了這個國家制度性調整過程中產生的種種矛盾和陣痛，它們如此真實地存在，仿佛一個時代的銘文。而當所有的娛記都關心著賈樟柯和趙濤的婚訊，當賈樟柯也信誓旦旦地聲稱，他也將在商業片大潮中做一回弄潮兒時，我們只能懷疑，這些感人肺腑的真實的影像是否也終將成為一個時代的棄子？

　　(作者系上海青年文化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