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披露黃苗子密告聶紺弩并導致后者罹禍之后，章詒和又撰文披露了馮亦代在她父親(章伯鈞)家“臥底”的舊事。有論者日前發表《揭私披隱到何時》一文，提出“這樣的揭秘，于今天究竟有何意義？”

我并不認同章詒和是在“揭私披隱”。做歷史還原、人物研究，少不了“揭私披隱”，名人信札、日記等等，都是重要的研究材料。章詒和披露馮亦代“臥底”，史料出自馮在垂暮之年以極大勇氣出版的《悔余日錄》。該書與韋君宜的《思痛錄》、邵燕祥的《人生敗筆》等都被譽為“講真話”的代表作。既然這些日記早已公開出版，何來“揭私披隱”一說？

名人、公眾人物以及歷史人物的隱私權，都小于普通人。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的性丑聞，沒人會覺得那是他個人的隱私。同樣，無論是從個人的道德隱私還是學術研究的規范來說，追問那個年代特別是歷史名人的告密現象，都已經超越了對個人隱私的關注，實質是在還原歷史真相。

有人認為，“在那個特別的時代，便是告密者，亦是可憐人。”筆者同意這一說法。倫理學家肖雪慧在《告密現象之盛衰》一文中寫道：“除那些天性卑劣而自愿充當告密者的獻身邪惡的人之外，還有兩種告密者。一種是在前途或生命攸關之時由于人性的軟弱而屈服于壓力被迫成了告密者。另一種是受意識形態蠱惑和沉溺于褊狹的黨派立場，為了某種政治信條而犧牲思想上的正直。這是由虛偽的理想引起的道德敗壞。”顯然，在那個子告父、夫告妻并不鮮見的瘋狂年代，馮亦代的行為確有值得同情之處。但是否因為其值得同情，就如某些論者所言不該“揭歷史老人的傷疤”？

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個人道德生長的土壤固然稀薄，但如果把所有告密行為都歸于制度、環境，因而否定人的意志的作用，亦是對人性的否定，對人本身之為人的否定。還有人擔心，因為真相難以大白，有的當事人走上了“循環揭黑”的路徑，而這難免又陷入類似“以文革的方式結束文革”的文化邏輯之中。這種說法也有一定道理。但現在的問題是，不要說“循環揭黑”，就是一點點真相還原，也會掀起軒然大波，這種為尊者、老者、逝者諱的觀念，還在阻止社會對歷史進行深刻反思。

沒有反思就沒有歷史真相，沒有歷史真相則沒有歷史正義。從這個意義說，我們距離真相不是太近，而是太遠了。關于那個特殊年代，學界公認“反思不夠”、“禁區很多”。這一現狀造成的直接惡果就是，現在很多年輕人已經逐漸遺忘了那段歷史。但與此同時，極端年代的極端思維和做法并未被徹底清理，而是一直在潛滋暗長。去年，某大學還實行“盯人”戰術，每名學生都會有一名“神秘同學”暗中盯梢自己的一言一行……所以說，還原歷史真相是如此重要緊迫，認為“揭私披隱”無意義者，缺少的不僅僅是一點歷史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