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改革開放前中國是收入十分平等的社會主義天堂的神話或許可以被打破。當時不僅經濟基礎薄弱，百姓生活貧困，而且也有收入差距。

中國社會在1980年代以后發生了深刻變化。市場經濟的實行意味著，資本、技能、一個好的創意、或者有能力獲得某個執照，都可以迅速地增加個人收入。沒有這些條件的人日子不太好過，特別是國企打破鐵飯碗，取消福利分房、社會保障和其他補助之后。

在準市場經濟中崛起的國有企業的職工收入得以增長，未能適應新形勢的國企職工的工資降低，其他福利消失。因此，城市內部收入不平等隨著整體收入增長而被拉大。從圖1中我們可以看出這種趨勢。圖中數據來源于多倫多大學經濟學教授Dwayne Benjamin與其合著者的估算（參見‘Income inequality during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與 Loren Brandt, John Giles，Wang Sangui合著，2005年7月），他們的研究顯示，1987-2001年期間，中國城鎮平均收入以約6%的速度穩步增長，同時基尼系數也由0.22上升到0.34。

在農村地區，土地承包到戶之后，勤勞的、擅長農耕并獲得了肥沃土地的農民有機會創造更多收入。鄉鎮企業家和奔赴城市尋找機會的農民兄弟也得以改善經濟狀況。這種情況自然導致了收入差距拉大。但同時，農民工和糧食市場的發展意味著，土地的質量如何，對于決定農民收入的重要性降低。這也就意味著不同農村地區間的收入不平等在下降。90年代初期農產品價格上漲使所有農民受益（同樣90年代末，糧食價格下降也傷害了所有農民的利益）。

世界銀行的學者Martin Ravallion和陳少華的研究發現，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農村人口比例從1980年的76%下降到1987年的22%（參見‘China’s (uneven) progress in poverty reductio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2 (1), 2004)。但在這之后，減貧方面的進展陷于停頓。農村地區整體收入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得到增長之后，保持平緩態勢（見圖2）。1987年16%的農村家庭收入不足農村平均收入的一半。1995年，這一比例降至7%。但90年代后半段開始又出現了反復，2001年家庭收入不足平均收入一半的農村家庭所占比例又上升到11%（見圖4）。黃亞聲指出，90年代農村貧困人口的貧困程度加深。農村內部的收入不平等開始超過了城市內部的收入不平等，改革開放以后，農民收入的增幅非常有限。根據Benjamin 等人的數據，1987年農村地區基尼系數（衡量不同農村地區之間的收入分配差異）為0.32 ，到2001上升到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