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京報》13日報道，11日，10名律師學者針對“云南昆明小學女生賣淫案”案件通報，向昆明市公安局、市檢察院遞交法律質疑函。報道同時透露，最先采寫《小學女生“賣淫”案調查》稿子的《云南信息報》記者馬某已“休假”，與馬一起“休假”的還有兩名記者。云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伍皓告訴記者，從目前調查結果看，“小學女生‘賣淫’案”完全就是記者炒作的結果，甚至觸及了社會道德的底線，報道此事的云南本地兩家媒體為此已公開致歉，另外對媒體調查處理還在進行中。

隨著“小學女生賣淫案”的驚人逆轉，已經處于主動地位的官方，對最早報道此事媒體的整肅也開始了。我沒有看到兩家媒體的致歉內容，最可能的是報道事實的失實。通常情況下，媒體報道失實只要不是誹謗或誣陷，或是沒有給對方造成經濟損失，道個歉就可以了，至于處理責任人員那是媒體內部的事情。但此次不同了，對方是公安這樣的強勢部門，特別是報道給當地政府造成極大的負面政治影響，帶來好多麻煩，對媒體開刀問責就是必然的了。云南本地兩家媒體當屬這種情況。

就“小學女生‘賣淫’案”看，兩家當地媒體報道失實之處可能是，輕信女孩家長的謊言，將其中一個已不是處女的女孩誤認為處女，這就有了“處女賣淫”的噱頭，增加了事實的荒唐性。再一個就是未能看出女孩家長的“掉包計”，事實上為策劃作假者推波助瀾。真實是新聞的生命，恪守這一準則的媒體出現這種問題，不能不說是一個嚴重教訓，值得警醒。但需要指出的是，兩家媒體同犯一個錯誤，很難說是主觀故意。(這在警方的結果通報中也認為是“欺騙媒體”)同時，記者采訪畢竟不同于公安或檢察機關辦案，可以強制調查，可以上“手段”， 部分事實有出入有時實在是難以避免的。事實上，警察在起初的辦案中，也未能查出來，這才有了后來的協商補償劉家等。可見，最初受欺騙的不僅是媒體，也有警方。應該說，警方錯抓人、粗暴執法等基本事實存在，媒體的報道至多是被欺騙后的部分事實失實，而不是全部。這種情況下如果對媒體大動干戈，給人的感覺是關起門來打小孩，將前一段輿論譴責的積怨遷怒于惹起事端的媒體。

地方媒體首先是地方社會正義的守望者。很難想象，如果沒有云南本地兩家媒體對此事的報道，是否可以這樣說，劉家兩姐妹被以“賣淫”為由錯抓就錯抓了，身心受到侵害就侵害了，或者至多給些補償，那些粗暴執法的公安則相安無事？這樣的結果顯然不是正義的結果。從這個意義上看，云南兩家媒體對此事的報道首先是出于申張正義，其次是對弱勢的劉家兩姐妹的輿論救濟，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當地依法治國的建設。云南和昆明官方首先應該做的是肯定兩報的做法，然后，才是指出報道的失誤，以及誤導輿論的后果，而絕不應該大動肝火，拿媒體問罪。

“關起門來，民主就死了”，這是曾報道過九任美國總統的海倫？托馬斯說的，她還說：“新聞記者，是公眾信息的提供者，他們是民主的看門狗。沒有知情的民眾，就沒有民主可言。對當權者提出尖銳的問題，并且督促他們真實、完整、誠實地實踐他們對公眾的承諾，是記者和編輯的使命。”這個西方記者追求的信念，同樣適應于中國的媒體和它的從業者。地方官員當然應該有自己的立場和信念，但強迫媒體和記者完全圍繞他們的立場展開工作，顯然是不符合社會分工的，也是同新聞倫理相悖的。用打壓的手法脅迫媒體與他們同處一個“戰壕”，等于關起門來營造一個“獨立王國”，門關住了，民主也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