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歷過輿情一波一波震蕩之后，現在“鄧玉嬌刺死官員案”大抵可以塵埃落定了。昨天上午11時，湖北巴東法院對鄧玉嬌案的一審結束，法院當庭做出宣判，鄧玉嬌行為屬防衛過當，且鄧屬于限制刑事責任能力，又有自首情節，所以對其免除處罰。

至此，鄧玉嬌在法律上徹底恢復了自由身。這樣的結果，諳合近段時間“民間救援”鄧玉嬌的強烈訴求。事實上，絕大多數網友也都為這個結果擊掌相慶。不必諱言，把這個判決與鄧玉嬌案的相關情境聯系起來，這樣的判決符合公眾普適心理，是公眾能夠普遍接受的“結果正義”。

之所以說這個判決符合“結果正義”，是因為它符合特定情境下公眾普通的常識判斷，而且，又滿足了相應的法律程序要求。這樣的判決，參考了相關司法取證與鑒定，特別是鄧玉嬌的精神病醫學鑒定結果，成為“免除處罰”的重要依據。這個判決，既建立在特定“法律事實”基礎上，又體現了對鄧玉嬌這個弱女子的人道主義救助，自然容易滿足公眾對“結果正義”的需求。

沒有結果正義的法律判決，就算打著太多程序正義的旗號，也還是掩蔽不了相關法治缺憾。不論什么原因制造的冤假錯案，都不是好事情，都會帶來破壞與傷害。而法律應該講究人性尊重與人文關懷，最大程度保護底層弱勢的權利，這本身就是追求社會正義的最大理性。這也正是鄧玉嬌案的判決能夠獲得民意認同的原因。

作為極具影響的社會公共事件，鄧玉嬌案不僅讓民意輿論普遍關注，也引發司法界強烈爭議。賀衛方、喬新生、高一飛等司法界專家學者，圍繞鄧玉嬌案的相關細節，不停辯論。語言的劍道在網絡深處游走，不時激蕩起層層民意波瀾。但一個恒定的結果就是，符合公共精神與常識判斷的法律觀點，會獲得民意強烈的支持。那些不顧當前權力生態與現實情境倫理，不停地通過法律生硬移植，扛著“法律理性”旗號的專家學者，則會受到民意唾棄。

事實上，在鄧玉嬌案中，有少數“法律精英”就試圖以手中那支筆把這個弱女子送進深牢大獄，來展示其所謂的“法律理性”。必須承認，司法現實與法治理想之間是有距離的。在走向公民社會進程中，維系現代文明社會運行的法治規則，不能僅僅由那些權力與精英來操縱，它必須深植于公眾的普遍信仰中。對于作為國家司法權力象征的判決書，也必須得到尊重與信仰，這不僅因為它本身是權力象征，更重要的是判決書包含著權力行使應該最大程度還原公平與正義。

對于鄧玉嬌案的判決，公眾有著“結果正義”饑渴。誠然，對于鄧玉嬌事件的真相，公眾仍有猜測與懷疑，官方公布的信息，也未能完全取得足夠的民意信任。而這一切，恰恰是因為鄧玉嬌案在取證過程中，出現了種種怪異情狀，存在著公權力失范與無序行為。而在權力失范語境下，一些“程序”是不透明的，一些“程序正義”也會是制造的假象。比如，當年湖南黃靜案就是在證據被刻意毀損的情況下，以“疑罪從無”為由作出最后判決，如此可悲的“程序正義”，只會讓公眾陷于對結果正義的饑渴中。在這種語境下，鄧玉嬌案的判決，訴求于一種被公眾普遍信仰的結果正義，本身也有著極其重要的法治價值。

因此，我們認為，鄧玉嬌案判決沒有陷于某些法治精英那種偏執的“程序正義”，而是給了公眾一個普遍接受的“結果正義”，這樣的法治選擇，包含著重要的價值與意義。它不僅僅在于給予一個弱女子前路命運的光亮，更重要的，它引領一種更為理性的法治思考向度———當前只有權力真正告別無序失范，法治走出精英自負的苑囿，才能在普遍滿足公眾的現實權利預期情況下，真正找回中國社會必須的公共理性。從這個意義看，鄧玉嬌案判決也有利于公共理性的回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