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宕起伏的“鄧玉嬌案”終于初落塵埃。昨日，湖北省巴東縣人民法院一審作出判決：鄧玉嬌行為構成故意傷害罪，但屬于防衛過當，且鄧玉嬌屬于限制刑事責任能力，又有自首情節，所以對其免除處罰。

從“涉嫌故意殺人”到“防衛過當”再到“免除處罰”，鄧玉嬌案有了一個不錯的“轉身”。網絡評論尚未被關閉之前，此判決得到了絕大多數網民的贊賞，更有人興奮地言稱這是“輿論與民意的勝利”，幾乎沒有見到誰來褒揚法院的獨立。這在欣慰之余未免讓人有些不安：作為一起刑事案件的判決，即便案件附著著輿論與民情，輿情所能扮演的角色也只是呵護司法不至于失范，而起決定性作用的還是基于理性與獨立的司法裁決，何敢有“輿論勝利”之說呢？

在兩個小時的庭審速度之下，大家沒能看到充分質證、辯論的過程，一些爭議細節也沒有徹底廓清，看到的只是一個“免除處罰”這般順應民意的判決，法院的獨立性被看起來很有邏輯的法條包裹了起來。難免會有人猜疑：在洶洶輿論面前，法院是否有“順從輿論盡快甩掉燙手山芋”的主觀傾向？判決是否公正我們不敢妄斷，司法應以怎樣的細節作為來彰顯獨立性卻值得探究。

鄧玉嬌案本屬于一起普通刑事案件，引發輿論超常關注，最后成為一件帶有符號意義的公共事件，根本在于這個社會有著深刻的隔膜存在。而鄧玉嬌案塵埃落定之時，這些隔膜仍然有待深入的化解。

首先是官民之間的隔膜，公眾對官員進進出出“娛樂場所”充滿了痛恨。死者鄧貴大沒有得到任何同情，根本在于他的身份、行為使其成為恃權縱欲的代表者，被貼滿了“該死”的標簽。正是對于這些人的深惡痛疾，鄧玉嬌揮刀之舉才會被解讀為 “民女反抗官府欺凌”的經典題材，才會被奉上一頂頂“烈女”、“俠女”桂冠，并以“官人善自珍格調，妾身非比賣笑娘”之類的贊譽，試圖用文學上的合法性來代替法律上的合法性。

其次是公眾與司法之間的隔膜，公眾對于司法是否會偏袒有權有勢者充滿懷疑。在此案中，公眾懷疑如影隨形：警方關于案情的通報措辭被懷疑，警方將鄧玉嬌安排到醫院觀察被質疑，鄧玉嬌母親解除北京律師委托關系轉向當地律師也被懷疑……公眾本能地認定，如果沒有“輿論撐腰”，司法會“本能”地倒向有權有勢者，民眾無法被公平對待，所以才會過分敏感。

最后是司法獨立與輿論表達的隔膜，這是一個長期困境。純法理學者總是指責輿論過分干預：動輒“輿論審判”、“全民法官”，而公眾卻將輿論討論視為一種自由表達，并認為司法會否被干預的要害不在于輿論，而在于司法自身能否獨立。這樣的爭論由來已久，在鄧玉嬌案中尤為激烈。這種隔膜的一個惡劣后果是，即便最終捍衛正義的是法律，也會被簡單地歸功于(或者歸咎于)輿情與民意，而司法尊嚴很難獲得加分。

鄧玉嬌恢復自由之身，將要回歸平靜的生活，而隱藏在社會肌體之下的隔膜與病灶，卻會繼續存在。如果不能從根本上尋求化解之道，就難免要醞釀、發酵，并最終在張玉嬌、李玉嬌或其他什么人身上再次出現，普通的案件會再次炒成“公共事件”。

轉型期的中國，存在上述隔膜本屬難免，克服它們需要“各司其職”：公權約束自身贏得形象、司法尊重真相與法理贏得獨立名聲、輿論呵護弱者不行偏狹贏得道義……公權、輿情、司法、正義之間有著復雜的關聯，仔細化解方能理順它們契合于我們的現實環境，容忍隔膜只會呈現出此起彼伏的現實“擰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