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區飆車和酒后駕車不時造成奪命慘案，引發了人們強烈的不安全感。出于“免予恐懼”的本能要求，輿論強烈呼吁從嚴懲處視人命如草芥的肇事者，并要求修改相關法律條文，加強懲治力度以儆效尤。我認為這主要是想讓法律適應中國進入汽車時代的大環境，所謂“仇官”“仇富”只是次生的緣由，擔心有權有錢就可逃脫懲辦而縱容有特權者更放肆。

一些地方的司法機構體察這種民意，嚴懲肇事者，并擬出臺相關法規遏制飆車和酒后駕車行為。如南京擬對醉駕肇事者終身禁駕，福州將對鬧市飆車傷人以危害公共安全罪立案，成都中院開創了將醉駕致4人死亡者判處死刑的先例……

對這樣的輿論與判例，當然可以發表不同意見。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研究員劉仁文先生，7月25日在《新京報》發表《取消“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文，主要觀點是：胡斌被判交通肇事罪是適當的，張明寶醉酒駕車也只能構成交通肇事罪，對現在的交通肇事罪進行修改，對嚴重的醉酒駕車行為以交通危險罪論處。我覺得，在法律修改之前，判決只能按照“罪刑法定原則”在現行法律框架內從重，這是不錯的；修法當然要重視法律專家的意見。但是，法學家劉先生也不要太自信，以致輕視民意。

劉文表白：“對于胡斌飆車一案，筆者從一開始就站在專業的立場表明過自己的態度，遺憾的是，已經沸騰了的民意很難聽得進這種聲音?！边@話我也“很難聽得進”。讀劉文，我覺得他在自己熟悉的法學某一領域，在法律條文方面，也許很“專業”，但在犯罪心理學和社會心理學方面就相當“業余”，可能還不如常人。

他說：“綜合胡斌飆車的案情，他主觀上雖然存在違章的故意(超速)，但對撞死人這種結果的發生應當是持過失的態度的，即他或者疏忽大意，沒有預見到這種后果，或者過于自信，以為自己的駕駛技術好，不會出現這種后果。”這話說得好傻好天真！胡斌肯定能夠“預見”，鬧市飆車不是電玩游戲中的飆車，違章不是好玩的，一旦出事后果難以控制，可能致人死傷；但他并不減速，這就是對事故持放任態度的“間接故意”。說胡斌可能是對自己的駕駛技術“過于自信”，我絕對不信。他不知道那么快的車速飆過斑馬線，不論他車技多么好，一旦撞上人根本來不及操控(剎車或避讓)？

如果說韓寒參加職業賽車的“飆車”是出于自信，這我信。職業賽車手飆車像攀巖、登珠峰的人一樣也知道有亡命的風險，但他們自信可以幸免，或愿意拿自己的命賭一把。甚至醉酒駕車肇事也可以說是“過于自信”，我們知道酒鬼分明喝高了也總是嚷“我沒有醉我沒有醉”。但胡斌飆車卻不能說是對車技“過于自信”，他是對自己“擺平”事故的能力過于自信。